【作者简介】
许德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本文系北京大学法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资助课题“破产制度的固有本质与时代属性：破产法立法史比较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发表于《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第65-75页。
为了增加透明度和消除其中可能存在的腐败，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专门制定了《
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法办发【2007】5号）；地方法院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年制定了《关于委托司法鉴定和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京高法发【2006】336号）。尽管如此，近年来我国评估腐败的案例仍是不胜枚举。如2007年3月21日，建设部在其发布的《房地产交易秩序专项整治典型案例通报》中披露了八个典型案例，其中就有两个为房地产评估机构违规案，即“上海光华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违规估价案”和“四川川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失实案”。又如2008年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案和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志刚案，也都牵涉评估作假的问题。见《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29日，第A06版。
Saul Levmore， Self-assessed Valuation Systems for Tort and Other Law， 68 Virginia Law Review 771， 771-772 (1982).
Lucian Arye Bebchuk， A New Approach to Corporate Reorganizations， 101 Harv. L. Rev. 775， 778 (1988).
这种改变可能出于无意，如对企业价值作出了错误的评估；也可能是一些权利人有意利用程序性规则而谋求额外利益，如股东、小债权人有意拖延破产程序。Ronald J. Trost， Corporate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Creditors or Stockholders? ， 21 UCLA L. Rev. 540， 550 (1973).
Michael C. Jensen， Corporate Control and the Politics of Finance， 4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13 (1991).
Mark J. Roe， Bankruptcy and Debt: A New Model for Corporate Reorganization， 83 Columbia L. Rev. 527 (1983).
例如在1870到1900年间的美国铁路破产浪潮中，如果没有重整制度，唯一的选择将是将铁路资产拆分出卖，这必然导致资产价值的减损。
“在2002年，美国最大的十个破产重整案件中，有八家企业通过破产法院将其财产分拆或整体地转让给出价最高的竞买者。从统计数据上看，在大型公众公司的破产重整案件中，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将其财产通过破产重整计划转让给新的所有者。”Douglas G. Baird， The Elements of Bankruptcy， Foundation Press， 2006， p. 232.
一般重整制度与转让性重整、清算制度的本质差别是：前者是内部人购买，这里的内部人包括了解企业内部信息的管理层、股东、担保债权人或普通债权人；后两者是外部人购买，即由与债务人无关联的第三方通过并购市场来购买债务人企业。
实际上，不仅上市的主导者会为自己的利益操纵上市时点的选择，其他利害关系人也会基于自己的利益通过干扰性诉讼等方法影响上市进程。见前引Roe， 83 Columbia L. Rev. 527， 577 (1983).
前引Bebchuk， 101 Harv. L. Rev. 775， 781-785. (1988).
见《
企业破产法》第
187条第2款第5项。
经济学家对此有周全的论述：“From a bloodless finance perspective， a default signifies merely that the stockholders have now lost their entire stake in the firm. Their option， so to speak， has expired worthless. The creditors now become the new stockholders and the return on their original debt claims becomes whatever of value is left in the firm.” Merton H. Miller， Leverage， 46 The Journal of Finance 479，484 (1991).
经济学家鲁本·凯塞尔通过对数千个政府债券承销的研究表明，竞标人数越多，发行人得到的承销报价越高，而且，在竞标时只要有两、三人参与竞争，报价就会显著地高于一人竞标的报价。如在只有1人竞标时，每份债券的包销差价（中标后的零售价减去中标价）为2美元，在2人竞标时，差价就会降至1.7美元，如果有3人竞标，差价会降至1.6美元，如果有20人竞标，差价会降低为1.4美元。Reuben Kessel， A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Competition in the Tax-exempt Bond Market， 79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6-738 (1971). 又如，博弈论的分析表明，在只有两个买者时，二级密封价格拍卖（出价最高者中标，但以次高的出价为最终交易价格）比一级密封价格拍卖（出价最高者中标，并以该出价为最终交易价格）的结果更优（此时一级密封价格拍卖下的投标者的出价只有其真实评价的一半）。但是在投标者足够多时，一级密封拍卖下的投标者出价也会充分接近于其真实评价。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2-168页。
当时美国有大约20个州采取了这样的规则：如果公司的股票在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交易，则不适用评估退出救济制度。Note: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tock Market Exception to the Dissenting Shareholder''s Right of Appraisal， 74 Michigan Law Review 1023， 1025 (Fn. 4-5) (1976).
Alfred F. Conard， Amendments of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Affecting Dissenter’s Rights， 33 Bus. Law. 2587， 2595-96 (1978). 这是作者作为MBCA修订小组成员就股东异议退出权（第73，74，80，81条）部分所做的说明。
Francis I. Du Pont & Co.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312 A.2d 344 (Del. Ch. 1973) 当然，这种估值法也不无问题，如怎样确定三个参数的权重就很值斟酌。后来实践中发展出了包括现金流折现法（Discount Cash Flow）等在内的更为多样的估值机制。Barry M. Wertheimer， The Shareholders'' Appraisal Remedy and How Courts Determine Fair Value，47 Duke L.J. 613， 625 ff. (1998).
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退出制度中（
公司法第
75条），最常见的问题是意图退出的股东（通常不参与公司的业务执行）与公司（或执行股东）之间无法就股票收购价格达成一致而僵持不下。我国的相关研究，如蒋大兴：《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闭锁性股权收购中的定价困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2期。作者讨论了包括托宾Q现象在内的评价体系失灵的问题，认为“一切都将交给私法自治”。
前引Saul Levmore， 68 Virginia Law Review 771， 838 (1982).
前引Saul Levmore， 68 Virginia Law Review 771， 840 (1982).
前引Saul Levmore， 68 Virginia Law Review 771， 844 (1982).
德国股份
公司法关于挤出权的规则确立于2002年，主要规定在其《股份
公司法》第327a条至327e条。其主要立法理由也是保证企业的经营效率，避免小股东对占有绝对多数（95%以上）股份股东经营公司的干扰。其保护小股东的办法，也主要是通过评估的方式完成。Begr. RegE. BT-Drucks， 14/7034， S. 32. Levmore也试图提出一种自我估值的方式来处理此时的评估问题。参见前引Saul Levmore， 68 Virginia Law Review 771， 853 (1982).
如林来梵、陈丹：《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共利益界定——中美“钉子户”案件的比较》，载《法学》，2007年第8期，第25页；胡锦光、王锴：《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若干法律问题——以北京酒仙桥拆迁案为例》，载《法学》，2007年第8期，第35页；冯玉军：《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的法律与经济分析》，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第39页；徐海燕：《公共利益与拆迁补偿：从重庆最牛“钉子户”案看〈物权法〉第42条的解释》，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4期，第137页。
翟烜：《朝内一拆迁户补偿要价20万每平方米》，《京华时报》，2009年6月15日，第A07版。
Ronald Rotunda， John E. Nowak， Treatise on Constitutional Law， Substance and Procedure， 3d. ed.， West Pub. Co.， 1986， § 15.4. 近年影响很大的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 125 S. Ct. 1655 (2005)案也是一个例证，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辩护的研究，如Abraham Bell， Gideon Parchomovsky， The Uselessness of Public Use， 106 Colum. L. Rev. 1412 (2006).
这在经济学上被认为是征收制度的合理性所在——自由协商的交易成本过高。Steven Shavel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28 ff.
见《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1年）第
13条第1款。
见《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
15条。
见《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
16条。
见《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
23条。
根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
24条，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2003年《四川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评估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拆迁当事人对被拆迁房屋补偿金额和安置房屋价格达成协议的，可以不进行评估。第6条规定，拆迁规模较小或者拆迁户数较少的，拆迁人也可与被拆迁人共同协商确定估价机构。
北京市《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京价（房）字第398号）第3条。而根据2001年《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规则（暂行）》，房屋拆迁补偿价计算公式为（其中K为容积率修正系数）：房屋拆迁补偿价＝（基准地价×K＋基准房价）×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被拆迁房屋重置成新价。
参见《北京市房屋拆迁评估技术鉴定办法》（2005），第4条。
按照《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房屋拆迁评估鉴定收费（试行）的批复》（京发改1437号），可根据北京市《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京价房字第398号）规定的拆迁房屋评估收费标准的20%－40%收取，并可根据具体情况上浮30%。
Abraham Bell， Gideon Parchomovsky， Taking Compensation Private， Fordham Law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98， pp. 20 ff.
刘向民：《中美征收制度重要问题之比较》，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第44页。
关于补偿规则的介绍，参见前引冯玉军文——《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弈——我国当前城市房屋拆迁问的法律与经济分析》的介绍。
前引Abraham Bell， Gideon Parchomovsky， p. 17.
按照一项美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价值7000美元的土地大约可获得5000美元的补偿，价值13000美元的土地可获得等值的补偿，而价值40000万元的土地可获得超过其价值两倍或三倍的补偿。Patricia Munch，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Eminent Domain， 84 J. Pol. Econ. 473， 482-484， 488 (1976). 从背景上看，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吴苹一家长期经商，其丈夫还是散打“高手”，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条件。参见张悦：《重庆“钉子户”事件内幕调查》，载《南方周末》，2007年3月29日。
Lawrence Blume， Perry Shapiro， Compensation for Takings: An Economic Analysis， 72 Cal. L. Rev. 569 (1984). 中文的介绍，参见张千帆：《“公正补偿”与征收权的
宪法限制》，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27-28页。
Louis Kaplow，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Legal Transitions， 99 Harv. L. Rev. 509， 614-17 (1986).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民法通则》规定紧急避险时（可理解为一种“私”征收），避险人无须征得他人同意，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或只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第
127条）。
另外一种选择是完全禁止所有人以低于该价格转让有关不动产，但这种禁止很容易被私下交易所规避，因此不甚妥当。
OECD Revenue Statistics 2007。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物业税改革与地方公共财政》，《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张再金：《物业税改革的经济影响：一个文献综述》，《税务与经济》2008年第1期；黄茂荣：《不动产税及其对不动产产业的经济指导》，《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城镇建设费税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见《
土地管理法》第
48条；《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5条第2款。
参见《
土地管理法》第
47条。
美国证监会网站：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310158/000095012302009817/y64660exv99w4.txt（Section5.3(d)）（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1月5日）。在Vodafone与Bell Atlantic（Verizon）的合作中（Verizon Wireless）也用了类似条款，不过更为简化，具体参见美国证监会网站的披露（访问时间：2009年11月5日）：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120994/000095010300000976/0000950103-00-000976-0003.txt。相关论文，见Sharfman， Valuation Averaging: A New Procedure for Resolving Valuation Disputes， 88 Minn. L. Rev. 357 (2003).
在2007年，开创者赫维茨（Leonid Hurwicz），发展者马斯金（Eric S. Maskin）、梅尔森（Roger B. Myerson）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Calabresi， Melamed， Property Rule， Liability Rule， and Inalienability: OneView of the Cathedral， 85 Harvard Law Review1089 (1972).
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36-137页。当然，如果法律上提供足够多灵活、精巧的机制，如本文关于重整、股权转让的机制设计，仍可最大限度地促使当事人通过自愿的交易安排进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