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诉辩交易的法律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诉辩交易与诉讼效率和社会效益

　　“效率”作为刑事诉讼的一大基本要求，历来是刑事司法实践中所不断追求的。我们知道，有许多刑事案件都是错综复杂的，取证的困难，侦查的棘手，使这些案件一时难以查明。这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导致诉讼成本增加、诉讼效率低下，而且大大损害了法律惩治犯罪所应有的及时与迅猛，不仅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障和救济，更在某种程度上放任了犯罪。而诉辩交易的运用，能够使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避开了冗长繁杂的侦查、审判程序，大大缩短了刑事案件的处理时间，提高了整个司法体系的营运效率，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以节省。

　　英美法的刑事审判制度十分耗费资源，如陪审制度对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的耗费可以用“奢侈”来形容。当大量刑事犯罪发生时，如完全用正当程序审理，势必造成案件的严重积压，影响司法公正的尽快实现，而辩诉交易所具有的妥协性和双赢性，可迅速解决大量的刑事案件，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同时，辩诉交易还可以通过尽快给予被害人确定的抚慰和补偿，达到受犯罪侵害的社会关系得以尽可能有效恢复的目的。[3]

　　其次，在一定条件下，辩诉交易可以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效益。正式的审判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服务于更高层次的社会目的的手段。从社会的角度看，充分发挥当事人作为程序主体的作用，鼓励被告人以合作换取宽大处理，激发当事人自律地设定自己与社会今后关系的努力，并尽量将这种努力反映在程序及其结果中，可以获得比正式审判更为积极的社会效益。因此，辩诉交易的社会效益显著。

　　二、 辩诉交易与正义

　　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效率和公正永远是刑事诉讼追求的最终目的。辩诉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诉讼效率，实现了诉讼效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刑事诉讼中，正义同样不可忽略。于是有的学者就提出了，“公正优先还是效率优先”，进而提出辩诉交易只能提高效率，而不能保证正义与公平，得出没有正义的效率即没有价值的结论。这也正是辩诉交易制度一直存在争议的核心问题。

　　从诉辩交易运用的具体情形来看，在司法实践中，基于控方掌握被告人犯罪的证据较少，且收集证据比较困难，为避免所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以作出较轻指控的方式，许诺代为向法官求情为代价，换取被告人有罪的供述[4]。的确，辩诉交易中不乏有本无罪的人自愿作有罪答辩的情形，但是，这种“含冤”后的自由与被关在监狱里以失去自由之身等待“沉冤昭雪”，甚至是被剥夺生命而言，我们会毫无疑问地认同前者。所以我认为，这种制度设立的本身，不是丧失正义，而是在绝对公正无法正常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追求更加现实的相对正义，使正义得到了更大范围内的实现。因为相对正义也是正义，是现实生活中最有可能实现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