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公共选择”或“新政治经济学”命名的综合性理论体系，位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边缘，它的核心思想可以追溯到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对税收理论的独特研究。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公共选择选择理论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布莱克(Duncan Black)、阿罗(Kenneth Arrow)、党恩斯(Anthony Downs)、奥尔森(Mancur Olson)、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等人作了奠基性的工作。[43]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公共选择领域逐步形成弗吉尼亚学派(Virginia School)、罗彻斯特学派(Rochester School)和芝加哥学派(CPE)，[44]并汇萃了众多的理论成果，赢得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45]
将公共选择理论应用于行政法学研究，可望改变这一学科的知识基础，促使行政法学者围绕实证行政法学的一些主要理论、方法论问题建立起新的、探索性的共识。对此，公共选择理论主要作出了四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从逻辑基础和实证理论上揭示了当代行政法学的难题所在。长期以来，行政法学者在描述、解释和预测行政法现象时一直是以庇古(A. C. Pigou)隐含的双重假定为前提的：个人在市场上（个人决策领域）受自私自利的动机驱使，在政治决策（集体决策）场合又摇身变为克己奉公的圣哲。即个人在作为行政相对人时，是关注自身利益的，如申请许可证，但一旦成为行政官员后就变成利他主义者了（“人民公仆”），如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考虑是否颁发某项许可证。政府管制和行政立法等大量行政行为正是建立在政府和官员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这一假定上的。[46]双重假定不仅造成了行政法分析基础的不一致性，而且助长了学者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及与此相关的行政法功能主义理论与规范主义理论、红灯理论与绿灯理论、管理论与控权论等理论基础上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设推广到政治决策领域，视后者为类似于市场自愿交换的互惠过程。而人类行为动机一致性假设，正是建立实证行政法学的逻辑基础。
第二，为实证行政法学的建立提供了一套新的理论假设、方法、分析工具与理论模型。公共选择理论从方法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被视作交易的政治这三个基本内核出发，成功地发展了用于描述和解释政府行为的利益集团理论、[47]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48]管制俘获理论(regulation capture theory)、[49]立法供求理论(demand–supply theory)，[50]并提出了几个著名的政府行为模式：[51]政府作为独家垄断者的“Downs–Breton模式”，作为一个追求预算规模最大化的官僚的“Niskanen模式”，作为利维坦的政府的“Brennan–Buchanan模式”，以及政府作为独裁者的“Tullock模式”。尤其重要的是，博弈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自始强调的最重要的分析工具。[52]
第三，在政府组织、政府管制与行政立法等行政法学的主题领域上作出了开创性的实证研究。公共选择的命题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一些“异端邪说”了，它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提供了分析政府行为的独到见解。如规模庞大的政府、巨额的预算开支和财政赤字是行政官僚、国会议员和利益集团三者之间的理性互动行为造成的，市场失效和外部性问题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因为也存在政府失效问题，政府管制通常是无效率的，并易于偏离公共利益的目标——“管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管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了受管制产业的利益服务的”。[53]立法不是代表和反映公共利益和民意的过程，而是类似于市场交易的“需求——供给”过程。这些命题提醒我们，“真实世界”中的行政法现象可能比我们原来描述和解释的那一套要复杂得多。
第四，通过“个人主义——契约主义——立宪主义”的逻辑及其与博弈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的结合，为行政法的制度安排提供规范性标准和奠定实证基础。阿罗(Kenneth Arrow)的不可能性定理、森(Amartya Sen)的帕累托自由不可能性定理，以及豪尔绍尼(J. C. Harsanyi)的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和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都对行政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选择提出了一些实证性的限制。
尽管公共选择理论与行政法学的某些关联早已为一小撮职业法学家所意识到，[54]但直到1988年，法学家才开始以“公法与公共选择”为题作出专业性研究。[55]有人提出将公共选择理论促进公法理论的整体创新，[56]有人提倡将公共选择理论当作为一种公法学模式来理解，[57]也有人从行政立法、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等专题领域上试图作出突破性研究。[58]另一方面，法学界也一直有人在贬斥、批判，甚至否定公共选择对行政法学的建设性意义。[59]通过公共选择理论系统地重建实证行政法学的进路，尚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形成共识。而在中国，这一课题才刚刚开始。[60]的确，正因为将公共选择理论应用于重建实证行政法学涉入了我们这个社会一些最复杂的现实问题和知识问题，它才吸引了越来越多优秀的学者。由于这一缘故，我们对于该领域的未来发展可以持乐观的态度。
【作者简介】
包万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注释】如参见Richard B. Stewart, ‘The Reformation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1975), Harvard Law Review, Vol. 88, pp. 1669–1813.本文对传统行政法的“控权理论”从实证基础上作了批判，并阐述了以“利益代表模式”指导行政法变革的可能性和局限。但这一模式的操作成本太大，它的可行性同样受到了同行的质疑，参见Merrick B. Gorland, ‘Dergulation and Judicial Review’(1985), Harvard Law Review, Vol. 98.但一般来说，这些批判都未曾深究某种理论的行为动机假设及其分析基础。布坎南和塔洛克对狄骥(Leon Duguit)的公务论的实证性批判已切中要害，但法学界尚未予以应有的关注。参见James M.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p. 317.我认为，导致当代实证行政法学研究薄弱的原因，大多数来自于法学家对区分实证和规范行政法学的意义缺乏应有的理解，并忽视或误解了公共选择理论对行政法学的建设性意义。
实证与规范二分最早源于休谟关于“是”与“应当”的区别，在《人性论》中，他指出：“人们不能从‘是’推导出‘应当’这一命题，即纯事实的描述性说明凭其自身的力量只能引起或包含其他事实的描述性说明，而决不是做什么事情的标准、道德准则或规定”。转引自［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商务印书馆，1992，页15。上述命题已经被贴切地命名为“休谟判别法”，意思是说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存在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别。参见Black. M., Margins of Precision, Essays in Logic and Langua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4.马克斯·韦伯率先将“休谟判别法”引入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提出区分事实认识领域和价值判断领域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要求，同时阐明了将个人的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的“价值无涉”(Wertfreiheit)理论。韦伯指出了这二分法的重大意义，“作为规范的实际绝对命令的有效性和经验事实命题的真理有效性，这两者是分属于绝对不同的领域的问题，如果人们无视这一点并且试图把两个领域强行合在一起，那么这两个领域各自的地位都会给毁了。依我看来，人们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
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页147。现在，这种划分已被社会科学诸多学科所接受（尽管仍有分歧），如经济学界众所周知的关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划分。一本最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样写道：“价值判断和事实陈述之间的区别是经济学这门科学中至关重要的界线之一，在此，我们区别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杜月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页9。法学界也注意到了这一划分，正如伯克利加州大学鲁宾教授指出：“法律学者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描述性的方法(descriptive method)和规范性的方法(prescriptive method)，这种区分来自于休谟那著名的‘是’(is)与‘应当’(ought)之分”。参见Edward L. Rubin, ‘Legal Scholarship’, in Dennis Patterson(ed.), 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6, p. 562.但这一划分是否成为了法学家自觉的共识，是存在争议的。一般来说，法律实证主义和法律现实主义是以这一划分为前提的，但遭到了自然法学派的抨击。如富勒指出：“法律实证主义所隐含的基础一般来讲都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人可以有效地描述法律是什么，但却不能根据个人的倾向去谈论法律应当是什么。”他指出，法律现实主义者犯了与实证主义者同样的错误，即假设将“实然”与“应然”，实在法与道德做严格界分是可能的和可欲的。转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页188。据我阅读所涉，行政法学界尚未作出实证与规范领域的严格区分，但国内法学家在法理、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领域已提出了这一二分法的重要性，如参见张千帆：“法学研究的‘新范式’？建立严密的实用——实证主义法学体系”，见
http://www.chinalawinto.com/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1276,2000；陈兴良：《法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考察——尤其以刑法学为视角》，工作论文，1999；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63、64页。
将规范命题误作实证命题来论证和强求一致，学术争论就可能诉诸意识形态的支持、借助权力的话语或遵循“元叙事”的逻辑。20世纪30年代前后，英国拉斯基、詹宁斯和罗布森等“社会主义”法学家对代表个人主义的戴西理论的批判和重建，以及90年代关于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争论，都典型地存在“领域混淆”的错误。由于未能自觉遵循这一基本的学术规则，实证行政法学的发展迄今仍然是一个相当薄弱的领域。参见包万超：“作为严格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学”，《法制日报》，1999.12.19（上篇），1999.12.26（中篇），2000.1.9（下篇）。
实证行政法学反对形而上学的思辨方式和寻求终极价值的作法，主张将价值判断或伦理规范排除在科学讨论的范围之外，因为这些问题的客观效力是不可能通过逻辑和经验获得证明的。本文界定的“实证行政法学”包括分析实证主义(analytical positivism)和社会学实证主义(sociological positivism)两个维度的知识，前者旨在分析法律术语、探究法律命题在逻辑上的相互关系，后者关注的是各种现实因素是如何决定或影响行政法规则的形式和运作的，即描述、解释和预测行政法现象。
或者可理解为“行政法伦理学”，行政法学界尚未见用此称呼，但布坎南在宪法研究中已提出和阐述过“宪法伦理学”的名称及其内容，参见James M. Buchanan, The Economics and the Ethics of Constitutional Orde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或者可称作“行政法制度学”，是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改进行政法的制度安排，并分析这些制度得以执行的可能性。因此，主要是行政立法问题，但严格地说，它既是规范的，也是实证的。
机制设计(mechanism design)理论对此有独到的研究，法学界对这一理论的借鉴和运用，可望对立法选择的分歧问题作出实证的分析和讨论，避免将立法建议的有效性诉诸激情和空洞的伦理说教。
即必须确立推导关系的“同质性”，不能从纯粹的实证命题推出规范命题，或凯尔森的原则：“在‘实际是这样’的后面，‘应当是这样’不会继之而来”。参见Hans Kelsen, The Pure Theory of Law(transl. By M. Knight). Berkeley, 1967, pp. 5–6.例如，我们不能从“行政法主要控制行政权”这一事实命题推演出“行政法应当控制行政权”这一规范命题。
或称逻辑实证和经验实证，前注4所指的分析实证和社会实证均可分别归入这两个领域。
“可检验性”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广泛的意义上看，它有三个争议性的标准：一是以孔德(Auguste Comte)为代表的传统实证主义的“经验上的可检验性”标准；二是以石里克(Moritz Schlick)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上具有可检验性”标准——只要求命题在“逻辑”上具有证明的可能性即可，而不必在经验事实上具有证明的可能性，即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原则上可检验性；三是波普尔(Karl R. Popper)的“可证伪性”标准。第一、二个标准都隐含着归纳逻辑，波普尔认为，归纳法只能告诉人们过去，不能告诉人们未来。一切知识命题，只有在逻辑上可能被经验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但波普尔自己在很久以前就背离了他早期的严格的证伪主义。对此，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有过恰当的评价，“我们不应当忘记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天文物理学，就大部分不是一种实验科学；不要忘记还有其他非实验性的自然科学，包括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不要忘记科学中最重要的理论，明显的有生物学和地质学中的进化律，作为一个实践问题就不能被证伪；不要忘记实验也非常可能出错，因为一个被排除的变量也许就是这个实验试图测定的真正的原因，而实验发现为原因的变量也许只是与真正原因相关联的事物；……”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第460页。本文接受第二种标准。
Amartya K. Sen,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0, p. 59.
Ng, Yew–Kwang, Welfare Economics, The Macmillan Press, 1983, p. 19.
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在维也纳学派里提出了一种激进的看法，他认为：“一种价值或规范的客观有效性不可能（甚至按照价值者的意见）用经验方法加以证实或从经验的命题中推论出来；因此，它甚至不可能有意义地加以断定”。转引自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李步楼、陈维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160页。
“行政法解释学”旨在为整个行政法现象提供逻辑分析和因果解释。它区别于注释法学，即狭义上的对行政法条文的逻辑分析和语义解释。这种解释以提出明确的理论假说为前提，建立解释模型，并将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也置于解释的框架里进行分析。例如，对为什么加强某行业立法管制的解释。
或者可理解为“行政法伦理学”，行政法学界尚未见用此称呼，但布坎南在宪法研究中已提出和阐述过“宪法伦理学”的名称及其内容，参见James M. Buchanan, The Economics and the Ethics of Constitutional Orde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
或者可称作“行政法制度学”，是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改进行政法的制度安排，并分析这些制度得以执行的可能性。因此，主要是行政立法问题，但严格地说，它既是规范的，也是实证的。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其他法学领域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卡尔那普有言：“领域混淆是廖误的根源。”参见［德］鲁道夫·卡尔那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56–57页。马克斯·韦伯对这一问题也早已作出精辟的评论，他说：“科学讨论与评价性的推断之间的不断混淆仍然是我们专业研究中散布最广而且危害最大的特点之一”。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1页。当然，韦伯的评论仍未过时。
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
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212页。
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第139页。基于同样的原因，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一方面既接受法学规范理论和实证理论的区分，同时又指出在“是”
和“应当”命题之间缺乏一条明确的界线。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第470页。
Lon L. Fuller, ‘American Legal Philosophy at Mid–Century’(1954),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Vol. 6, p. 470.但富勒将二者的联系作极端的理解，以至于反对实证和规范的区分，他指出法律现实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假设将“是”与“应当”、实在法与道德作严格的界分是可能的和可取的。参见Lon L. Fuller, The Law in Quest of Itself (Chicago, 1940), p. 60.
Jerome Hall, Living Law of Democratic Society (Indianapolis, 1949), p. 131.霍尔指出，法律中的价值成份不仅表达了主观欲求和个人利益，而且还适合于理性的分析，解决一个伦理规范问题有时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但不能认为通过客观评价是不可能的。其意思是指，实证和规范的研究规则也是很难划分的。
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7页。
Jerry L. Mashaw, Greed, Chaos, and Governance: Using Public choice to Improve Public Law,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2.
参见张千帆：“法学研究的‘新范式’？建立严密的新实用——实证主义法学体系”，见
http://www.chinalawinto.com/research/academy/details.asp?lid=1276, 2000.
特普纳的思想近年引起极大反响，被聘为伦敦经济学院法学教授。代表作参见：G. Teubner, Law as an Autopoietic System, Oxford: Blackwell, 1993.
参见［日］铃木义男：《行政法学方法论之变迁》，陈汝德译，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研究室丛书，1937,3–20。
参见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Butterworths, 1997；另可参见Peter Leyland & Terry woods(ed.), Administrative Law Facing the Future: Old Constraints & New Horizons, London: Blackstone, 1997, pp. 374–449.
参见Carol Harlow, ‘Changing the Mindset: The Place of Theory in English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14, Autumn, 1994.
几种重要的教材，参见：Kenneth F. Warren,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3rd edn., N. Y. : Prentice Hall, 1996; Lief H. Carter & C. Harrington,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olitics, 2nd edn., N. Y. :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1; David H. Rosenbloom & R. O’lea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3rd edn., N. Y. : Marcel Dekker, 1997.
见前注引书。
尤其是公务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参见［法］狄骥：《公法的变迁》，郑戈译，辽海出版社，1999。
参见Carol Harlow & Richard Rawlings, Law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Butterworths, 1997.
参见Martin Loughlin, Public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关于利益代表理论及对控权论的批评，参见Richard B. Stewart, ‘The Reformation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1975), Harvard Law Review, Vol. 88.
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是应松年教授率先提出的，参见“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尔后，杨海坤（政府法治论）、武步云（公共权力论）、叶必丰（公共利益本位论）、陈泉生（服务论）等学者也作出了建设性的研究。90年代中期以来，罗豪才教授倡导的平衡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进一步推动了理论基础研究的兴趣和学术争鸣气氛。关于平衡论的提出和发展，参见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沈岿：《平衡论：一种行政法认知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卷；李娟：《行政法控权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对平衡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的研究，参见包万超：“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包万超：“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Dennis C. Mueller, ‘Public Choice: A Survey’(1976),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5(2), P. 359.这是关于“公共选择”的一个较为准确的一般性表述，学界一直视之为标准定义并广泛引用。
James M. Buchanan, ‘The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198), Journal of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 Vol. 1, p. 7.布坎南在本文里第一次试图从正反两方面界定该概念的界限。
缪勒最早作出了“实证”与“规范”公共选择的区别(1976)和系统研究(1979)，这一理论灵感源自威克塞尔(1896)关于政府配置决策(allocation)和再分配决策(redistribution)的划分。参见Dennis Mueller, Public Choic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79，中译本参见《公共选择》，王诚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253页。
布坎南对公共选择的核心问题表述为：“How are differing individual preferences to be reconciled in reaching results that must, by definition, by shared jointly by all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其实证问题是：“How are the differences reconciled under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e observe?”与此相应的规范问题是：“How should the differences among individuals in desired results be reconciled?”参见 ‘From Private Preferences to Public Philosophy: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hoice’(1978), in James M. Buchanan,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p. 31.
关于公共选择的分析方法和行为假设，布坎南和塔洛克在《同意的计算》(1962)一书中首先作了深入论述，布坎南在80年代的两篇论文中再次明确提出和确界定了方法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作为交换的政治的含义。参见James M.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The Public Choice Perspective’(1983), Journal of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 Vol. 1; ‘The Constitution of Economic Policy’(1987),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7.
有关经典著作参见Duncan Black, 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K. J. Arrow,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Y: John Wiley & Sons, 1951, 2nd ed. 1963; A. Downs,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Y: Harper & Row, 1957; M.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James M.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ar: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1962.
对三个学派的权威性综述，参见Charles K. Rowley(ed.), Public Choice Theory, Vol. I., Vermo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除布坎南(1986)外，肯尼斯·阿罗(1972)、乔治·斯蒂格勒(1982)，阿马蒂雅·森(1998)也先后部分地因对“公共选择”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两种不同的行为动机假设出发，可以认为，公共利益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构成了解释行政法的两种最重要的模式。但后者尚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参见Richard J. Pierce, Sidney A. Shapiro, Paul R. Verkuil,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rocess, New York Foundation, 1999, pp. 10–21.
奥尔森、斯蒂格勒、贝克和门格等人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有代表性的文献，参见Mancur Olson(1982), ‘The Logic’, 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7–35, 24–6; George J. Stigler(1974), ‘Free Riders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 Appendix to Theories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5(2), 359–65; Gary S. Becker(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CVIII(3), August, 371–400;William C. Mitchell and Michael C. Munger(1991), ‘Economic Models of Interest Groups: An Introductory Surve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5(2), May, 512–46.
参见G. Tullock,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1967),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5;A. Krueg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1974),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4;Buchanan, J. M., Tollison, R. D., and Tullock, G. (ed).,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0.
经典出处，参见Stigler, G.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1971),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 2.
对这一理论的权威综述，参见Robert D. Tollision (1988), ‘Public Choice and Legislation’,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74, pp. 339–71.
对各种模式的描述，参见［美］缪勒：《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03–336，388–420页。
关于公共选择如何成功地运用和发展了博弈理论，参见Francesco Forte, ‘Development of Game Theory and of Public Choice: an interaction’, in J. C. Pardo & F. Schneider(ed.), Current Issues in Public Choice, Brookfield: Eduward Elgar, pp. 145–178.
经典出处，参见Stigler, G.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1971),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 2.
据我阅读所涉，斯德沃特是法学界第一位将公共选择运用于行政法理论模式（“利益代表模式”）研究的法学家，参见Richard Stewart, ‘The Reformation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1975), Harvard Law Review, vol. 88:1669–1813.麦考斯兰等大多数法学家是在布坎南获奖后才注意到这个问题。
1988年，《弗吉尼亚法律评论》首次就“公法与公共选择”刊发了长达350页的专辑，标志着公法学家开始对公共选择的挑战作出“集体反应”。参见Virginia Law Review(1988), vol, 74:167–518.
参见Patrick McAuslan, ‘Public Law and Public Choice’(1988),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 51; Jerry L. Mashaw, Greed, Chaos, and Governance: Using Public Choice to Improve Public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如牛津大学教授克雷格将公共选择视作现代多元主义民主和公法理论的一个重要模式，并在行政法的制度设计中运用了公共选择理论。参见Paul, Craig, Public Law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p. 80–90.另见Public Law and Control Over Private Power, in M. Taggart (ed), 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Oxford: Hart Publishing, 1997, pp. 196–216.
如参见Daniel A. Farber and Philip P. Frickey, Law and Public Choice, Chicago Univ. Press, 1991;Glen O. Robinson, American Bureaucracy: Public Choice and Public law, Michigan Univ. Press, 1991; Jody Freeman, ‘The Private Role in Public Governance’,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75, June 2000.
通常有两个切入点：否定“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将公共选择等同于“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如J. P. Tomain & S. A. Shapiro, ‘Analyz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1997), Administrative Law Review, vol. 49:377–414.
我的博士论文《行政法与公共选择——论建立统一的行政法学实证理论》试图对此作出初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