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为保证公众有效行使知情权，尽快获取自己所需信息，各国立法还为政府设立了较多的义务，如应主动公布应公开的信息，定期编制信息索引和查询指南，以利于公众查询，接受公众申请按时给予答复，说明不提供信息的理由等等。为保证政府履行相关义务，法律还规定了政府不依法公开或提供信息的法律责任，公众在政府不依法提供信息时的救济手段。值得一提的是，法定不予公开的内容，仅限于法定的信息，不包括对请求人和请求方式的限制。公众申请信息公开的程序，主要是规定政府给予答复的期限，而不是对公众获取政府信息在程序上进行过多限制。
（四）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权利主体范围从窄到宽
考察各国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历程，权利主体存在从有利害关系的人向公民再到向所有人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于对于权利主体理解的深入、宪法权利享有主体的变化、世界联系的普遍性和电子政府的发展。
信息公开立法之初，政府信息只对有利害关系的人提供，如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文件只对和文件直接有关的人提供，不对一般公众提供。随着社会的发展，学者多认为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政基础不仅仅是满足表达自由，不仅仅是表达的需要，而是基于对实现人民主权有重要意义的知情权。基于此种认识，各国纷纷改变规则，权利人可以是任何人。[11]提出请求时无需以保护自身的权益为前提条件，无需说明理由和动机。
（五）根据国情选择信息公开立法的进程和模式
信息公开立法进程各国不同，瑞典、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是自上而下式的，即由国家直接制定统一适用的法律。美国1966年《情报自由法》生效以后，直接影响了美国各州的信息公开立法。澳大利亚自联邦政府1982年制定《信息自由法》后，除北部地区（土著人居住区）以外，所有州和首都地区都先后制定相关立法。日本、韩国等国是自下而上式的，先是一些地方政府制定各自的信息公开法，最后才由国家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韩国于1996年制定《公共机关情报公开法》之前，地方公共团体已先后制定了许多信息公开条例。清州市议会于1991年制定《行政情报公开条例》，虽受到该市市长强烈反对，但1992年经大法院判决该条例合宪，此后，至1997年6月，245个地方公共团体有178个制定了情报公开条例。[12]日本的情报公开制定也是从地方上先搞起来的。从1982年4月山形县金山镇制定情报公开条例开始，至1988年3月，已有28个都道府县、93个市镇村制定了情报公开条例或纲要。[13]各国在信息公开立法过程中，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形式。
就信息公开的方式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强制公开（又称主动公开），即立法规定有关政府机关必须公开其特定信息，无需他人申请；二是申请公开（又称被动公开），即立法规定须有申请人申请，除法定限制公开的情形外，政府机关应提供其所需要的信息。各国立法例较多地兼采两种方式，也有少数国家只采申请公开方式（如日本），尚未有只采强制公开方式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