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法律毕竟形成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闪耀着自由光辉的短暂时期，不仅该法规定了有关教会事前审查的若干例外，以及对四大阶层、中央政府及其官员的若干特殊保护，有着历史的局限性，而且，在随后国王与国会的斗争中，国王占据上风，该法被严格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新法替代。直到十九世纪初。1810年瑞典在宪法改革中制定了新的《出版自由法》，才重新确立了出版自由。但是，1812年专制独裁的国王卡尔.约翰又以限制更为严格的法律取代了1810年的《出版自由法》。在卡尔·约翰国王专制统治后期，特别是其子即位以后，国会及各种社会力量再次兴起，对王权形成有利制约，政府不经审判就可以没收新闻单位的规定被废除，瑞典又迎来了它的自由时代。
由以上信息公开法的起源可知：
1.知情权早期是从新闻出版自由权中的表达自由权开始的，范围较窄；
2.知情权开始出现，就与信息公开立法联系在一起。知情权是公众知悉的权利，信息公开是政府保证公众知悉权利实现的制度，是政府义务，它反映了两对矛盾：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力；
3.知情权的产生或信息公开法的制定，与国家的政治自由度有直接关系。瑞典1766年的《新闻出版自由法》，就是自由时代国王与国会相妥协的产物。瑞典随后相关的立法状况也表明，王权强化，则新闻出版自由的限制就多；国会代表的社会力量强大，知情权就有生存的空间。
（二）20世纪信息公开立法概况
1766年瑞典制定《新闻出版自由法》，在世界上首开信息公开法之先河后，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曲高和寡，没有其他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作为回应。直到历史的车轮进入20世纪，这种一枝独秀的现象才开始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人权遭到践踏的血的教训的反思，各国更加重视人权问题，不断扩张基本人权的范围，其中，知情权就是一种新发展出来的基本权利。除了在宪法中确认知情权以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制定了专门的信息公开法，以落实宪法所确立的知情权。
自美国1966年公布《情报自由法》以后，其他国家纷纷仿效。在欧洲，随着英国2000年《信息自由法》的公布，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有了信息公开法；在亚洲，韩国1996年公布了公共机构信息公开法，并于1998年生效，泰国官方信息法于1997年生效，日本1999年通过《行政机关拥有信息公开法》，于2001年生效，中国香港1995年制定了《公开资料守则》，中国台湾地区2001年发布《行政资讯公开办法》；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于1982年制定《情报自由法》，新西兰1982年制定了《官方信息法》；此外，美洲的加拿大、墨西哥、秘鲁、阿根廷以及非洲的加纳、南非等国也分别制定了相关的法律。20世纪后20年国际社会掀起了一个制定信息公开法的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