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影响性诉讼案件可以使法律规则的实施状况得到真正的检查。如，“杨佳袭警杀人案”就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刑事司法程序在这些举世关注的案件上都得不到有效实施的“悲惨命运”。无论是从职业法律人士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普通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看，受人关注的杨佳杀人案，重要的问题，其实已不再是实体问题，而是程序问题。这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该案被最高法院核准之后，不少人还在质疑有关部门？其实，人们质疑的大多不是“杨佳之死”，而是该案所经历的一系列司法程序（如委托辩护人的问题、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问题、公开审判的问题、证人出庭的问题等）存在一定的瑕疵。程序不是简单的手续，而是法律的心脏。在包括杨佳案在内一些影响性诉讼案件中，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严格遵守司法程序，其意义甚为重大，它不仅关系着司法审判结果能否获得人们的信服，也关系着人们对“程序性”法律的信心。实际上，越是具有轰动效应的案件，越是可以成为推动法治进程的“窗口”。通过它，有关部门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是如何严格执行法律的，又是如何充分保障（哪怕是一个杀人恶魔）公民的人权的。可想而知，如果连这些“十恶不赦”的被告人，都能够获得公正的审判，那么，其他一般案件的公正审判还会有问题吗？如果连“杀人恶魔”的权利都能得到充分地实现，那么，一般被告人的权利实现还会成为问题吗？这是不言自明的。
更重要的是，影响性诉讼案件可以有效培育法治国家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法治是一种信仰。许多人也都知道并认同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那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没有公民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只能是僵死的教条。因此，培养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是通向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而影响性诉讼案件恰恰可以充当、恰恰可以担负起培育公民法律信仰的“使命”。培育公民法律信仰，无疑就是在培育法治的社会基础。而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即使立法堆积如山，即使那些崇尚法治的人们把法治叫得“震天响”，法治也只能是一个虚幻的空中楼阁。
影响性诉讼案件之所可以担当这一“使命”，是因为每一个影响性诉讼案件的处理过程，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适用法律的过程，也不仅仅是一个向公民“普及法律”的过程，而更多的则是一个观点、意见、分析、判断相互交涉和相互碰撞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不同阶层，具有不同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各异的广大民众，可以相互学习，进而相互妥协。虽然，这种交涉和碰撞，有时未必能达成共识，有时也不能改变一些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交涉和碰撞，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吸纳了一些人的不满和怨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