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次

　　一、前言
　　二、欧盟民法典立法背景
　　三、民法典起草之争
　　（一）、构建民法典的必要性
　　1、“单一市场”的构建
　　2、“弱势群体”的保护
　　3、统一与自然融合
　　（二）、构建民法典的可行性
　　1、法理基础
　　2、法律文化多样性
　　（三）、民法典的构建
　　1、重回罗马法
　　2、法典还是判例法
　　3、重述还是法典
　　四、民法典草案之结构
　　五、民法典草案之特色
　　（一）、继承性
　　1、PECL（欧盟合同法原则）
　　2、Acquis Communautaire（现行私法）
　　（二）、融合性
　　1、两大法系的融合
　　2、与国际规则、惯例的融合
　　（三）、创新性
　　1、形式的突破
　　2、内容的独特
　　（四）、时代性
　　1、现代私法
　　2、多元价值观
　　六、民法典草案之评述
　　（一）、进步性
　　1、“以人为本”理念的融入
　　2、欧盟私法统一的基础
　　（二）、不足
　　1、不统一性
　　2、局限性
　　七、总结

　　一、前言

　　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讲，立法者制定的条文是法律的主要渊源，其在私法上的产物则表现为民法典的诞生。[1] 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民法典》的制定拉开了欧洲民法法典化运动的序幕，其孕育的个人意思自治原则对后世民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然而，《拿破仑民法典》更多地继受了罗马法的传统，大部分条文都来自于习惯法与古罗马法当中。[3] 普遍接受的观点则认为在启蒙思想的洗礼下，《法国民法典》是罗马法后期意思主义原则与法国大革命政治影响的结晶。[4]

　　《拿破仑民法典》对十九世纪的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当时民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颁布之后的民法典很快在比利时也得到了实行，于1810年传入荷兰。[5] 其独特的风格至今还未丧失原有的光辉，仍然对法国人的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以至于在普通法（Common Law）中挣扎的路易斯安那州（Louisiana）也抹不去法国民法典的烙印。[6]

　　一个世纪后德意志民族的土地上，又一部对世界影响巨大的民法典的诞生，开创了欧洲民法典运动的新纪元。与法国民法典不同的是，其意思自治色彩明显减少，更多的凝聚了德意志民族的理性精神，是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的产物。[7] 通过民法典，各邦私法和全德意志帝国的人民生活准则得到了统一，以前属于东德的人民，在统一后德国的感召下，立刻也回到了这部民法典的统一之下，它是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8] 其理性精神的凝聚，至今仍对德意志民族产生巨大的作用。[9]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意大利、波兰与荷兰民法典的重订，使民法典编纂运动得到了延续。[10] 时至今日，方兴未艾的法典化运动也使英国不得不考虑商法典的制定。[11] 而对统一后的欧盟来说，其私法上最终的归宿则是一部民法典的出台。

　　在经过二十多年的争论、历时四年的起草后，欧盟民法典草案（Draft Common Frame of Reference）于2007年底部分完成。不论这部草案最终是否或以什么形式通过，它也是由欧盟各国最顶尖的民法学教授、法官、律师的共同成果汇集的结晶，体现了欧盟各国民法的最普遍规则，当之无愧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法典之一。

　　本文作者将试图对欧盟民法典草案的立法背景、起草过程中争论的焦点、草案的结构和特色进行阐述，旨在揭示这部新世纪民法典独特的意义。

　　二、欧盟民法典立法背景

　　欧洲私法的统一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统一的主要形式则表现为指令（directive）、条约（treaty）、规则（regulation）和建议（recommendation)。[12] 其中，“指令”（directive）是欧盟对私法进行统一的最主要形式，而其统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欧盟“单一市场”（single market）经济的发展。至今，欧盟在私法上颁布的指令约有二十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成员国间私法的融合。[13] 除了以上形式外，欧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的判决，是对这些成文法规则进一步的解释，不仅是对欧盟层面上规则和术语的阐述，同样对成员国本国法的解释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14] 然而，以“指令”形式为主的私法统一有着自身的缺陷，未能承担和履行私法统一的神圣职责，主要体现于以下五方面：

　　（一）欧盟“指令”对私法领域的影响集中体现于消费者法、不正当竞争法和不平等条款当中，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15] 最早对不正当竞争法领域的指令，即《有关误导性广告的成员国法律、法规和行政规定的协调统一的指令》颁布于1984年，[16] 对私法一般规定调整的指令，即《关于对有缺陷产品责任的指令》颁布于1985年。[17] 二十多年间，欧盟理事会在私法领域颁布的指令约二十个，而在劳动法和公司法领域颁布的指令则更多。但是，每部指令的颁布都只是针对私法的一个特定领域，如针对合同中的不平等条款、针对消费者保护，等等。就私法统一而言，这些指令仅仅覆盖了私法领域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如同沧海一粟，而欧盟经济的统一则需要私法领域更广阔的融合。[18]

　　（二）“指令”间术语的不协调和规则的相互冲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指令”预期达到的统一效果。[19] 欧盟各个指令中对术语的定义，不能够在其它指令中得到适用，严重影响了指令的实行。例如，欧盟法院在西蒙妮·雷特那（Simone Leitner） [20] 案件的判决中认定：在《包价旅行指令》[21] 中对“损害”（damage）一词的定义，并不能适用于《关于对有缺陷产品责任的指令》。这一判决意味着欧盟各指令、规则间术语定义的相互独立性，而欧盟私法的统一则需要各术语定义与规则间的协调一致。

　　（三）“指令”通常采取可由成员国选择适用的条款来实现其目的。由于欧盟在实行私法统一的同时，并不能够对其成员国本国法律造成破坏，而各成员国法律基础、形式和文化是多元发展的，这就使欧盟在具体规则的颁布上采用了可供成员国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条款的方式，从而避免对其成员国的本国法造成损害。然而，这种由成员国自行选择条款的方式，使各国在实施“指令”的时候并未真正统一，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种由各成员国自行选择的方式使各国立法更加多元化。

　　（四）“指令”对弱势群体的保护通常采用最低标准。但因各成员国对弱势群体保护的程度不同，这种最低限度的保护只能使保护程度更低的成员国将其标准提高到与指令所要求的最低程度一致，不会对保护程序更高的成员国带来任何影响，从而并未能使各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程度相互统一。这些程度和标准的不一致，则使欧盟私法的统一难于达到理想状态。

　　（五）各成员国对“指令”中术语和规则的解释不同，阻碍了私法的统一进程。例如，对于《防止不正当竞争的指令》中“诚实信用”（good faith）这一概念的解释，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解较深刻，而英国法上却缺乏这一概念生长的土壤。[22] 同时“指令”也很难对所有概念和规则规定一个准确、具体而统一的定义，并且各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各国法律文化、法律基础的不同，对诸如“诚实信用”原则所采用的标准和程度也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和不协调，导致各成员国对“指令”实行标准的多样性，给私法的统一带来严重的阻碍。[23] 另外，对少部分成员国而言，外来的这些概念和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对其本国法的延续造成一定的损害。

　　综上所述，以“指令”为主要形式的法令在促进欧盟私法统一的同时，由于其自身的缺陷所致，使欧盟私法并未真正的达到统一状态。然而，私法是一部调整私人主体间交易的法律，与市场经济和商业的繁荣息息相关，它们之间有着内部必然的联系。[24] 与此同时，欧盟成立的基础是为了实现“单一市场”（single market）的构建，以达到欧盟境内货物（goods）、人员（people）、服务（service）和资本（capital）的自由流通。[25] 而私法的不统一，则是实现“单一市场”过程中最大的拦路虎。于是，更加广泛领域内的私法统一和更加协调的统一形式被提上议程。

　　在欧盟成员国法典化运动的影响下，欧盟私法法典化成为二十世纪末欧盟法学界的主题。欧盟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于1989年第一次提出了构建“欧盟民法典”这一设想，[26] 但该设想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响应，法理学学者则更多地质疑欧盟是否有权力来颁布这一民法典。但在“单一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推动下，欧盟不得不于1994年再次提出构建一部民法典的当务之急，同时作为制定民法典的最重要的一步，是制定一部完整的合同法。[27]

　　在“单一市场”构建的需求和欧盟的倡导下，《欧盟合同法原则》（Principles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的第一部分于1997年颁布，包括合同的履行（performance）、不履行与救济（Non Performance and Remedies）。在此基础上，兰德委员会（Lando Commission）于1999年同时颁布了《欧盟合同法原则》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涵盖了合同法一般规定、成立、代理人的权限、合同有效性、合同解释、合同内容、合同的履行、不履行和救济。2002年颁布的《欧盟合同法原则》第三部分，包括多方当事人、债权转让、债务承担和合同转让、抵消、时效、不法、条件及复利等内容。《欧盟合同法原则》是由以丹麦学者兰德（Lando）为首的“欧盟合同法原则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f European Contract Law）起草完成，旨在重述欧盟各成员国间合同法的最普遍原则以促进欧盟合同法的统一发展，同时也为今后欧盟民法典的起草奠定基础。[28] 值得一提的是，兰德于1974年曾与欧盟委员会的温弗里德·豪施尔特（Winfried Hauschild）共同提出过构建一部欧盟民法典的设想，但未得到广泛关注。[29]

　　同时在这期间，意大利学者吉由斯佩·甘道尔菲（Giuseppe Gandolfi）于1990年开始独立起草了一部“欧盟合同法典”，于2002年完成。该合同法典涵盖的内容与《欧盟合同法原则》极其相似，但未获得重视。因这部合同法典是由一人完成，以意大利民法典为基础，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不能反映欧盟各成员国间最普遍的规则。[30] 且因该合同法典不是采用英语起草，不能被其它国家学者研究并获得认可。与甘道尔菲起草的合同法典相比，“兰德委员会”起草的《欧盟合同法原则》是一部较为先进的合同法规则，其起草小组成员来自欧盟大部分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旨在重述欧盟各成员国所共同享有的一套最普遍规则的目的。该合同法原则在欧盟法学领域引起巨大反响，欧盟也赋予其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适用的法律效力。其主要意义体现在：

　　（一）《欧盟合同法原则》是各成员国合同法最普遍规则的“重述”。兰德委员会在起草过程中的最根本的目标，就是使这部合同法原则能够体现欧盟各成员国间最普遍的规则，其委员会成员来自欧盟多数国家。[31]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法律“重述”（restatement）为欧盟合同法原则的起草提供了借鉴，尤其《美国法律重述》起草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methodology）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合同法原则》的起草。[32] 两部法律中都是从现行多样性的规则中找出最普遍和最合适的原则，都试图将现行多样性的规则变得更加系统、连贯和一致。[33] 然而，《美国法律重述》的根本目的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是法律，法律是怎样的；而欧盟合同法重述的根本目的则是要使多样性的各成员国现行法律更加协调、统一。[34]

　　（二）为境内跨国交易减少了法律上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单一市场”经济的发展。[35] 兰德委员会在起草合同法原则之时，首先明确了统一的合同法应当要为欧盟境内的跨国交易提供便利，减少由于各成员国法律的多样性带来的经济上的阻碍。其起草的最根本动力就是为了促进“单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欧盟赋予了该合同法原则可由当事人自行选择适用的效力，从而为跨国交易提供了便利，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单一市场”的构建。然而，由于该合同法原则性质上属于“软法”（soft law），同时由于欧盟层面上其它立法的空白，以至在合同实践中很少被当事人适用。这也是其对经济发展影响局限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