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体育权利的形式要件，通说认为需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确认。虽然，在体育权利是否需要法律依据上，从来没有受到国内学者质疑，但是，已有多项研究在论及体育权利时，一并谈到了作为道德权利的体育权利。如有研究者指出：对于体育而言，较早出现的是体育的道德资格形态，在伦理的视野中，人们参与体育有着某种 ”应当“或 ”正当“理由的支撑，任何人都不会去怀疑某人早上起来跑跑步有何不妥之处，这种理由也不必要获得法律的支持。[45]也有研究者认为体育运动的权利包含有”正义“的意思。[46]冯玉军（2005）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很早阶段，体育活动就被希腊人理解为是一种”自然权利“。[47]关于体育权利法定说的最新质疑来自凡红2008年出版的《体育权利论》，该书从民族差异导出各民族的道德伦理体系区别，进而质疑体育权利法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关于体育权利法定的另一个被忽略的因素是法律的当地政策、公共利益和价值追求差异。体育作为一种 ”世界语言“，具有相同的规则、使用相同的术语。我们可以认同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逃过了裁判的眼睛，但是没有人会认同手球在足球比赛中是合理的。当罗纳尔多可以根据国际足联规定自由转会的时候，我们无需担心冯潇霆自由转会能否成行。这种现象说明，体育权利的来源并不仅限于法律规定。社会惯例、约定等都有可能成为体育权利依据。

　　坚持体育权利法定说的直接后果可能导致体育权利与体育人权关系的冲突。目前，国内体育法学界如于善旭（1998）[48]，张厚福（2001）[49]，李雁军（2001）[50]，黄世席（2003）[51]，邓小刚（2004）[52]和董小龙（2009）[53]等学者均认同体育权利是一项基本的人权。而关于人权的基本常识是人权指人的基本权利，是人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人权是公民权的基础和源泉。显然，人权并不需要以法律规定为基础或来源。但是，严格的体育权利法定说排除了法律之外的体育权利，因此，严格的体育权利法定说与体育人权理念相悖。也有学者从应然权利、法定权利和实然权利的角度，将属于人权范畴的体育权利视为应然权利，从而理顺体育权利法定的逻辑关系。

　　3.体育权利概念逻辑的协调与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以为体育权利主体多元说抹杀了体育权利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体育权利社会经济基础说忽视了体育运动的独立发展原则，体育利益说混淆了体育权利与体育利益、体育权利与其他权利的区别，体育权利法定说窄化了体育权利的范围。笔者以为理顺体育权利概念的逻辑关系，需要理顺自然权利与法定权利、法律规定与社会承认、公民权与人权等几组关系。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于善旭先生的相关文献中寻找逻辑突破的影子，他在坚持体育权利法定原则的同时，又将公民体育权利分为明示的体育权利和推定的体育权利。”明示的权利是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直接表达的权利……“推定的权利是以明示的权利，或与之相关的法律原则为依据而推导出来的权利，这一过程称为权利的推定。我国公民体育权利的法律推定，大体有以下几种：由明示的一般权利具体分解、引申的推定，或对具体权利列举省略的推定……从法律法规的保护性规定中，因其为法律所允许或提倡，进而推定为法律权利……从义务性规范中推定法律权利，即根据权利义务对等性原则的推定。”[54]这就扩大了法定体育权利的范围。为了进一步解释公民体育权利的范围，他将公民体育权利的理解分为表层的和深层。就表层的字面意思来讲，公民的体育权利就是公民在有关体育的各种活动和各个方面中所被确认和应享有的权利。[55]但是，于先生的公民体育权利观，是牢牢的坚持在法定主义下的权利扩张。在笔者看来，不能突破法定主义，也就不能实现自然权利与法定权利的辨证统一，因为法定主义项下的权威性、确定性和稳定性，使得法律居于判断标准的地位，法律高高在上，而正义和伦理却被扔在一边。

　　国外学者也试图对体育权利的法律依据做泛化的解读，他们提出了广义体育法的概念，国际体育法协会第十四届全会认为给体育法（Lex Sportiva rules）提供全球化的法律基础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才能保护体育机构自治，使非理性决定无生存之所。这些非理性决定常常通过规则和命令限制个人自由或者人们与机构的财政自由，现在它们却游离于体育法的范围之外。会议还认为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也应该采用这一法律理念。不仅是为了完善体育法体系，更是为了给体育运动参加者提供确定性的法律保护以及基本权利的保护，也是为了必要的程序保证和决定的可执行性。[56]广义体育法的理念试图把体育规则、体育惯例和体育仲裁内容等广为社会认可的规范视为体育法的组成部分，从而承认在传统法律之外，存在扩大的法律体系。伴随体育法律基础的延伸，体育权利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