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申请信息公开诉讼周年年度调查报告——基于透明中国网刊载的40宗涉诉案的考察-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综上，在40个涉诉信息公开案中，真正对申请人进行了关涉政府信息实质性内容答复的，只有“部分公开答复”案中4件（“5博士诉湘潭市政府路桥收费案”[17]、“李某诉审计署信息公开案”[18]、“郑州准业主诉物价局经适房价信息案”[19]和“杨某诉区国税局信息公开案”[20]）和“方式瑕疵答复”案中的1件即“彬县城关镇村民诉镇政府信息公开案”的口头公开的信息，共计5件，占40宗案件总数的12.5%。如果将这5宗案件答复过程中行政机关有意避重就轻、隐匿信息要点的因素考虑进去，信息答复的期望值至少打五折，那么，以40个案件为基数，信息公开率只有6.25%。这种极低的信息公开率是依申请信息公开诉讼案件高发的最基本和最内在的原因，也反应了一年来行政主体的信息观念和公开意识并未因《条例》的正式施行发生实质性的可喜转变，知情权的有效保障和社会透明度的大幅度提高仍需时日，而“信息公开愈多，问题暴露愈多”成为了信息公开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博弈的焦点和中心。其实，这种只言片语的公开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会使事情更具神秘色彩，让申请者的主体感更差、困惑更甚。可见，“信息不完全比没有信息更糟糕！”[21]因为，不完全的信息公开就是行政机关在制造和散布谣言。

　　同时，以涉及第三人商业秘密为由拒绝信息公开的案件共计7件，占40件总数的17.5%。而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的案件除了上述时间合法性答复中的“兰考高考试卷查分案”一件外，还有诉讼中在法院协调下获得了“申请公开文件属国家机密，不在信息公开范围”书面答复的“张积年诉建设部案”[22]，共计2件，占40件总数的5%。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的案件共9件，占40件总数的22.5%，接近案件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种比例状况表明：其一，在统计中，尽管依申请信息公开案中还没有发生以涉及第三人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公开的案例，但是《条例》第23条已经成为行政主体拒绝公开信息的主要依据和挡箭牌。或言之，申请人获取公共信息的主要障碍之一在于《条例》第23条中三个不确定性法律概念的任意扩大化解释；其二，尽管学界在借鉴国外法治实践的基础上，一致作出了国家秘密条款会成为信息公开拦路虎的假设，可是法规的中国实施逻辑却使问题引向了别样的真实，即商业秘密才是行政主体拒绝信息公开的常见借口。这暴露出如下基本事实：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保密观念并不比信息公开观念更强！其实，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和经济结构的日趋复杂，商业秘密的甄别方法和评判标准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如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拒绝公共信息披露的最通常理由就是商业秘密。[23]

　　在作为研究对象的40个涉诉信息公开案中，申请的信息类型分布状况为：（1）有4个案件申请公开的是企业改制信息，占10%；（2）有5个案件申请公开的是行政税费信息，占12.5%；（3）有5个案件申请公开的是行政给付类信息，占12.5%；（4）有14个案件申请公开的是房地产动迁补偿类信息，占35%；（5）有2个案件申请公开的是行政许可信息，占5%；（6）有3个案件申请公开的是公用企事业服务价格信息，占7.5%；（7）其他信息类型的案件共7宗，占17.5%，它们分别是——申请公开事件调查和鉴定结果的“华南虎照信息公开案”，申请公开资产转让鉴证意见信息的“王某诉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信息公开案”[24]，申请公开监督检查信息的“乔某诉深圳市司法局信息公开案”；申请公开体检规定文件的“刘某诉北京市卫生局信息公开案”[25]；申请公开道路标示决策信息的“温州交通限速标示决策信息案”，申请公开教育类信息的“兰考高考试卷查分案”，申请公开环保类信息的“珠海律师诉环保局信息公开案”[26]（见图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