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对抗的根本性：征地拆迁对于政府和开发商而言只是一个“统计数字”问题，而对于具体的被拆迁人而言却是生存基础被摧毁——不仅包含经济意义上财产损失，还包括精神意义上的价值损失，“安土重迁”本身既是生存美德，也是政治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不可不察也；这就要求我们思考征地拆迁问题时，首先需要确立“最小变动”原则，即除非公益特别明显突出，否则不得动用行政征收权动摇公民生活的“地基”，其次才是所谓的公平补偿的问题；现今的征地拆迁法律程序中，公益限制背后的“最小变动”原则或“最小扰民”原则基本没有发挥作用，只关注所谓的拆迁安置补偿问题，从源头上否定了“安土重迁”美德对于政治稳定的根本性意义；政府不察，轻率地摇动作为民之生存根本的“地基”，就是在动摇“国基”；

　　·制度与工作方法：毛在这里重点谈的实际上是工作方法问题，即如果政府工作人员没有考虑民众疾苦，没有做好安置与说服工作，则老百姓的反抗就天然正当。与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不同的是，这里不是“未经法律正当程序，不得……”的问题，而是“未经合理安置和说服，不得……”，我将后者概括为“政治正当程序”。现在中国的征地拆迁问题是，两种意义上的正当程序都缺失了。在政治与法律转型期，我们需要具有面向常态国家建设法治的基本理性，但又不能不注意到转型期政治的力量特点与伦理特性，需要以“法律正当程序”为基本框架，通过传统的“政治正当程序”的有效回溯与调用，实现问题解决的最优化；否则政府将在政治和法律上都不正当，这种对于“统治合法性”的透支将比“碳排放”更加可怕；

　　·政治审美与制度理性：毛基于自身对于群众价值和历史进步规律的认知，认为“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这在政治伦理上没有问题，但在制度理性上有问题，即容易导致矛盾激化和群众运动的无序化，尽管无序也可能是一种政治审美，但笔者更愿意将政治理解为庸常理性的运作，通过制度压抑权威，疏导激情。面对当今“唐福珍”们的人民的血泪，我们可以从毛那里获取足够的政治道义资源，但很难重新采用他曾经赞赏和实践的具体方法。我们必须具备基本的制度理性，提供充分有效的制度程序化解对抗的社会情绪——仅有形式法治程序是不够的，司法的不作为或不能作为已经是有目共睹，我们还需要以同样的制度理性将曾经的“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所根植的人民/公意伦理转化为制度保障的民主化参与，以制度理性开出的“民主”和“法治”协同解决相关社会问题。在此意义上，我们对现实丑恶的愤慨与道德热情不能成为左派所谓重返“毛时代”的充分理由，我们需要的是用制度理性来安顿“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