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意见主张分别定为“商业受贿罪”、“商业行贿罪。”主要理由是：从立法说明中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六）》修改这两个法律条文的立法本意，就是惩治目前正在全国开展的商业贿赂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就曾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9条规定的“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的行为，定为“商业受贿罪”；从司法实践看，这类行为主要发生在商业活动中，且可与我国参加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有关规定相衔接；如果定为“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作为选择性罪名，“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严格讲不能属于规范性的罪名。
第二种意见主张分别定为“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主要理由是：能够直接、准确地反映刑法修正案所修改的刑法条文规定的具体罪状；“商业贿赂”一语是作为概括性术语表述的，目前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商业贿赂犯罪尚无明确定义，如果定为“商业受贿罪”、“商业行贿罪”，就会将刑法第163条、第164条规定的行为限定于商业活动中，而事实上这类行为并不一定限于商业活动，势必会使人产生误解，从而缩小打击面；目前正在全国范围进行的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活动，涉及刑法规定的8个罪名，除《刑法》第三章规定的第163条、第164条外，还包括《刑法》第八章规定的6个罪名[18]，如果定为“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会使人误认为商业贿赂仅限于这两个条款的规定，影响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
第三种意见主张分别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主要理由是：经修正案修正的《刑法》第163条第1款、第164条所指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这样表述罪名，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这两种犯罪的本质特征，避免上述两种意见的不足，既不会使人产生误解，缩小对商业领域贿赂犯罪行为的打击，又不会遗漏对发生在商业领域之外的贿赂犯罪行为的惩处，且能够与刑法第163条第3款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区别开来。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两次讨论，最后经协调采纳了第三种意见。
结语
从国外立法例来看，罪名的规范化、统一化，应当是立法机关的任务。许多国家的刑法典都实现了罪名立法化。例如，日本1974年改正刑法草案第320条规定：“（窃盗）窃取他人之财物者，为盗窃罪，处十年以下之惩役”。[19]德国刑法（1974年4月22日修正公布）第177条规定：“（强奸）（一）以强暴或对身体、生命立即之危险，胁迫妇女与自己或第三人为婚姻外之性交行为者，处二年以上自由刑。（二）情节轻微者，处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自由刑。（三）因犯罪而轻率致被害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上自由刑”。[20]美国模范刑法典除在每一条规定罪名外，还设专编（第二编）、专章规定“犯罪之定义”。如第211条规定：“杀人罪（1）任何人以蓄意、故意、轻率、过失使他人死亡者，即犯杀人罪；（2）杀人罪分为谋杀、故意杀人及过失杀人。”[21]
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初步实现罪名的规范和统一，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替代立法机关的工作。笔者殷切希望，在将来再次修订刑法时，能把罪名立法化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加以研究、解决。
【作者简介】
周道鸾，国家法官学院教授。
【注释】周道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94-671页。
周道鸾：《新中国司法解释工作的回顾与完善司法解释工作的思考（代序）》，同前注，第11-12页。
《关于办理违反
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6年第1期，第13页。
同前注，第672-681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要求中央各政法部门成立
刑法修改小组。当时院领导决定由我和张军同志（时任研究室副主任，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作为最高人民法院
刑法修改小组的负责人，因而参与了
刑法修改的全过程和制定
刑法罪名解释的过程。
喻伟、康均心：《论我国罪名立法的修改与完善》，载高铭暄：《
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450页；薛瑞麟：《关于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思考》，《中国法学》1995年第5期，第33-34页；《全国市场经济与刑法修修改和完善研讨会综述》，《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第118-119页；周道鸾：《
刑法刑诉法的修改与司法解释的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7页。
周道鸾等：《
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80-920页。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进行解释。”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7年第3期，第96页。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全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80页。
详情参见周道鸾、张军：《
刑法罪名精释（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7页。
王作富：《中国
刑法的修改与补充》，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325页；赵秉志：《中国刑法典的修改与适用》，中国民航出版社1997年版，第361页。
欧阳涛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刑法注释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779-780页。
陈兴良：《
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52、654页。
胡康生、李福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64页。
曹子丹、侯国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同前注（7），第806页。
参见黄太云：《立法解读：
刑法修正案及
刑法立法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139页。
指受贿罪（《
刑法》第
385条）、单位受贿罪（《
刑法》第
387条）、行贿罪（《
刑法》第
389条）、对单位行贿罪（《
刑法》第
391条）、介绍贿赂罪（《
刑法》第
392条）、单位行贿罪（《
刑法》第
393条）。
参见《各国刑法汇编（上）》，台湾地区司法通讯社1980年版，第378页。
同前注(22)，第385页。
参见《各国刑法汇编（下）》，台湾地区司法通讯社1980年版，第1976—19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