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后实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自1997年7月1日起实施。”（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在“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中，全国人大进一步指出，这一决定的作出是“为了进一步明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法律地位”。
对于法律的合宪性，一般是在该法律中宣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而全国人大却用一种新的方式对香港基本法的合宪性作出了格外的声明。这一决定最初是为了说明：虽然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但香港基本法并不与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违背。这一决定同时也说明，对于香港基本法的任何理解都必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背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是合宪的，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也必须是合宪的，香港基本法的运行必须是在宪法框架下的。虽然本质上讲，合宪的法律解释是进行法律解释的一项原则，但与宪法解释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三，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专门的宪法解释机关，可以选择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或者针对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涉及的部分宪法条文进行主动解释，使宪法解释成为宪法实施的重要途径，为建立有效的宪法运行机制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简介】
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田家英在“
宪法草案座谈会上的解答报告”。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1954年6月8日。宣宣（54）字第一一二号。
《人民日报》1999年2月2日。
国内研究大多围绕
宪法解释主体这一问题展开研究，试图通过论证其他主体的
宪法解释权，特别是法院的解释权，从而为中国
宪法解释的启动提供条件。如王磊，“试论我国的
宪法解释机构”，收录于韩大元《现代
宪法解释基本理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范进学：《
宪法解释主体》，《中国法学》2004年第6期。周伟：《我国宪法解释机关研究》，《公法研究》2005年01期，等等。
胡建淼主编：《世界
宪法法院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5页。
2008年法国宪法修改中虽然规定了个人的违宪审查权，但没有改变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基本体制与功能。
Judicial Review Handbook（third edition），Michael Fordham，Hart Publishing，2002，P.34.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
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美】劳伦斯·H.却伯 迈克尔·C.多尔夫：《解读
宪法》，陈林林、储智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1页。
由于对
宪法解释的认识不同，我国是否有
宪法解释的实践一直存有争论。有人否认我国有
宪法解释的实践，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有若干次实质意义上的
宪法解释活动，并列举了若干全国人大的决定，认为其属于
宪法解释性质。见胡锦光、王丛虎：《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
香港基本法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进行过三次解释，分别是1999年6月22日关于居港权的解释，2004年4月6日关于基本法附件的解释，2005年4月27日关于补选行政长官任期的解释。这三次解释，引起了关注与争议。但是，从
宪法解释的角度而言，三次解释方法日渐成熟，为启动我国的
宪法解释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
另外，《
立法法》第
88条第1款把
宪法第
62条第11款“改变或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解释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把“不适当的决定”解释为“不适当的法律”，进一步明确了撤销的对象，同时给
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带来了值得探讨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