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敝国这样一个违法犯罪大国，违法犯罪常处于“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状态。有异以往的是，2009年敝国法律不仅打击常规违法犯罪，法律还扫黑、打假、涉暴， 法律行动触及到“社会本质”――这，或许就是2009年的法律故事。

　　一、扫黑

　　敝国人民讲人情关系不讲公平公正，这不是什么国家秘密。敝国人情世界云遮雾绕，整体社会被“人情黑幕”所笼罩，社会透明度很低，社会成员因此受益或受损。在山头主义时代的人情黑幕下，按照亲疏原则厘定社会交往程度和利益分配；通常来说，商业化的人们已将“人情黑幕”美其名曰“资源”――掌握“资源”，比如“俺和文局长、黄院长是哥们朋友”，在敝国并不认为是一件丑事。“资源”及其蕴含的利益分配和等级服从关系，是敝国社会组织单元运作的必要条件，家族和单位，公司和机关，概莫能外。2009年打黑判决将“按章运作”的社会单元宣布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当于将全社会都宣判了性质。

　　宪政法治社会，红就是红，黑就是黑，这两者很难转换。在宪法不举的体制下，权力可以随意超越法律约束，欲红则红，欲黑则黑。在没有宪政的时代，占山为王、相互串通不是“黑社会”独有的现象。在非宪政状态下，每一次“扫黑”，拳头落在黑社会分子的身上，疼痛则反映在政体的某些局部；扫黑相当于自虐――这实属精神病学研究的对象，只有疯狂到相当疯狂、绝望到相当绝望的程度，才会这样自虐。作为法律科学家，我不认为未行宪政的“扫黑”有什么“法治意义”，反而认为这种行为具有挑战社会的性质――这种反社会行为，或许可以命名为“酷”。

　　二、打假

　　在盛行利益交换的作弊主义社会，作弊领域行行出状元。招投标、晋升、评比、中超……足球假，学术假，比选假，竞争假，作弊泛滥成灾。 在监督缺位的作弊主义社会，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无法了，社会参与者如果违背社会作假的本质，会出现生存危机。

　　在宪政法治社会，作弊会付出代价，包括付出法律代价。在作弊主义社会，作弊普遍不付代价，这其实是敝国的社会本质。缺乏公平竞争的保障机制，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巨大社会文化问题。在法律代价学派眼中，作弊泛滥主因是作弊不付代价，风险极度低廉，作弊甚直被社会主导机制引入制度化操作――这种状况令人十分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