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起事件中，上海警方的执法瑕疵是有迹可寻的。从现场录音分析，当时巡逻警察要求杨佳出示租车证明，杨佳应该是出示了的。只是双方距离较远，警察没有看清，而且是十月初的晚上，视线不可能清晰。这时警察说了句“你拿着纸这么远，我能看得见吗？”接着，杨佳回了句“你看不见执什么法啊？”兴许是这句话让警察觉得受到了冒犯。于是，他要杨佳靠边，警民对立的情绪由此进一步加剧和升高。如果警察当时主动上前接过租车证明看一看，那么，是否还会出现后来的一连串的事情呢？未必吧。警方最后还不是通过这纸租车证明，了解并核实杨佳的车子的确是租来的吗？再说，如何完善和加强自行车的登记管理，也是警方自身有待改进的地方。难道向一个公开经营的租车公司租来一部无牌无证的自行车，过错在于租车的人吗？警方何不从源头上加强管理，要求厂商给所有的非机动车打上编号，商家在出售时一并给予车辆上牌？经验表明，社会上很多无谓的冲突往往都是政策和制度不够完善所致。

　　至于警方将杨佳带回派出所后有没有如杨佳所说，因为他与民警继续争执引发冲突，有七八名警察对他有推搡、殴打的情况，这也是无法排除人们疑问的地方。警方的通报称，当晚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接到杨佳投诉后，派员到派出所了解情况，证实没有人对他有人身侵犯。如果是这样，那么，何以有消息透露：当时杨佳和民警们发生了误会，杨佳说自己只是举起手做了一个防护动作，民警却以为他要反抗，将他按倒在地。又有权威人士称：当时确实发生了肢体冲突。为了息访，警方两次派人去北京做杨佳工作，并跟杨佳商量给予他1500元的赔偿。但杨佳不肯罢休，坚持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和当时电话费1万元的要求。且不说杨佳的要求是否过分，关键是警察有没有殴打杨佳？如果警方不能以全程录像作为证据消除社会的疑问，单凭警方自己的一个调查说没有，那么，人们就会宁可相信杨佳所说的情况是事实。否则，就无法解释，杨佳的委屈和仇恨何以如此之深，以致他一定要预谋刺杀上海闸北的警察？难道他不知道他的这一行为的后果是死刑？

　　我们官方的很多调查，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介入，初次结论往往都是自证其是。“周老虎”事件中的陕西省林业厅是这样，“躲猫猫”事件中的晋宁县公安局是这样，“偷菜”事件中的南京市儿童医院也是这样，“钓鱼执法”事件中的浦东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又是这样。这些地方和部门的官员们或许以为，只要拥有了公共权力，同时也就拥有了真相的发布权和诠释权。我说咋样就咋样。区区小民，能奈我何？殊不知，偏偏有杨佳之类的小民们，宁愿犯法，也不愿将委屈一辈子背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