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走形式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所谓的官方生活。对其评价也可谓各异，大多持这样的观点，或者通说一般认为，必要的形式是必要的，但过多的形式或者过度的形式主义却是危害的。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其实我们都是比较崇尚中庸的，看社会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愤青”那么“痛心疾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愤青”太极端。当然，以看知识分子本性，我们也会明白，搞革命、站在第一线的永远不会是他们（或许也有个别例外）。当然，这也并不是对他们的讽刺或者批评。社会也需要这样的人士扮演居中调停的角色（内战期间，张澜以及背后的民主党派就扮演过这样的角色），尤其是现代法治的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当然，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这种妥协背后意味着一种正义，一种能为最大多数、甚至所有人谋求幸福、权利的正义。

　　正义也是需要形式的。形式，于正义，客观上也是必要的。正义的无形需要形式的有形支持（或许我们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去论证“正义必须以看得见的实现方式被执行”这样永恒的道理），而且代表正义的形式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并不是单一的形式代表，如法律。当然，这里的形式也非我们日常生活或者批判中所言的“形式”，遗憾的是两者的界限并不是完全不一样。当某一项法律制度或者其背后所保障的权利，没有在现实生活发挥应有的功能、甚至没有任何作用时，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就轻易转化为我们所理解的“形式”，或者有更确切的形象描述“纸老虎”。就像我们都说“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可如果她只体现在纸张上，那么代表正义最高形式的形式都流于“形式”，那么正义岂能实现。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正义需要形式，但却绝对不能流于“形式”。

　　或许是我们的宪法都一定程度上都流于“形式”，我们的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当然，我也深深第明白或者认为，不是宪法影响了我们，而是我们某些人的权力、利益影响甚至左右了宪法所保障权利的实施）。开会走“形式”；讲报告、听报告走“形式”；下乡出国考察等等都喜欢也擅于走“形式”。各个领域，为了走“形式”而走形式。当然，我也并不“反对”那些在走“形式”中感悟真理的同志们，甚至也佩服这些人士，毕竟能有此感悟并达到这种程度的人并不多。但我担心或者害怕的是，如果在我们发现问题的领域，我们还走“形式”，那么可想而知，我们是否能真正发现问题，更别说真正解决问题。问题只会越来越“少”，甚至终于我们知道社会也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