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衍生品改变了传统的风险评估程序，成为危机被放大的关键。仍以次贷市场为例，很多金融机构一边不断将自己的资产打包卖出，一边在不断地买入其他公司发行的次贷产品。诚然，根据不同时点上的资产负债和风险承受意愿交易这些产品，从理论上没有错，然而它忽视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随着产品的标准化，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交易越来越频繁，标的资产与衍生品之间的联系已在无形中被切断，市场买卖双方都无法评估也完全不关心对应资产的真实风险状况，只是简单地借助第三方的评级，而建立在历史数据基础上的评级，在市场发生异常时完全失去意义也就不难想象。由于衍生品彻底改变了银行传统的风险管理程序，因此，此次问题的爆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由于衍生品交易大多在表外进行，市场大幅波动时无法定价，外界根本无法判断交易对手的损失有多大，其直接后果就是同业拆借交易极度萎缩，流动性空前紧张。美联储通过拍卖方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机构们热烈响应，而开放贴现窗时却少人问津，说明各家机构仍然对自己的财务状况讳莫如深，这种情况下流动性难免趋于干涸，其引起的信贷紧缩也将会成倍放大。

　　（3）热衷于设计和推销衍生品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为了规避监管，以少量资本赚取更多倍利润，满足股东和银行高管们的贪婪欲望。由于巴塞尔条约对银行资产业务有着严格的资本要求，通过结构投资工具（SIV）进行衍生品交易，既可赚取高额利润，又规避了对资本的严格要求。正如格罗斯所言，充滞着巨量衍生品的现代银行体系，其资本充足率水平，实际上已远远低于传统银行，承受风险的能力也远低于传统银行。而不对称的股权激励制度大大刺激了金融高管们进行高风险的交易。据统计，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工具总量高达500万亿美元，接近全球银行体系总资产的一半。前所罗门公司研究总监、有“悲观博士”之称的亨利·考夫曼早在十年前就对金融机构不负责任地大量创造衍生工具以及监管部门无所作为忧心忡忡，如今机构投资家们尝到了恶果，衍生品市场风险得到集中爆发，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从总体上看，我们应认识到，衍生工具虽然可以将风险转移，为个体提供对冲工具（例如高盛就是此次危机中的唯一赢家），但无法消灭风险，也无法减少风险总量。本质而言，风险来自经济基本面与金融面的脱节。以次贷为例，只要房价发生泡沫并破裂，风险就一定会蔓延到金融领域。保持经济虚拟面与基本面大致动态的平衡才是预防和控制风险的关键，这也是宏观决策层面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