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杭先生的际遇，具有标本意义。

　　作为职业法官，他为司法独立所作的努力以及最终“长叹一声，无话可说”的悲壮一幕，值得今人掩卷长思。他是个有理想、有素质、有魄力、有原则的好法官，他是旧式法官队伍的杰出代表。他有着留日留美的学术背景，他不仅信奉而且一直努力坚持着审判独立，他不仅是个愿意为民请命的好法官，而且是一个“朝庭有人”的硬法官。他位居要津，先后出任江苏、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他和司法总长是同学或朋友，最高权力者袁世凯承认“此是好人”，他的关系可谓“通天”。作为个体的法官，他最具有独立审判的条件并一直为之奋斗，但他最终对旧司法只能“长叹一声，无话可说”。为了杀恶霸，他和他的继任前仆后继，但最终没有杀成；他铁了心要惩办贪官，但关押了一夜就被放了，自己还被迫辞了官；他成功地策划，搞掉了一个“诗酒糊涂”的地方法官，结果“前脚赶走狼，后脚迎来虎”，新任院长竟有贪污前科！这真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但这一结局，恰恰是职业法官们追求司法独立梦想破灭的真实写照。它给今人的启示是，在真实的社会利害较量过程中，在与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进行权力和利益争夺过程中，法官和学术界是一个弱势群体，仅凭他们自身的努力，无法完成司法独立的使命，司法独立必须寻找并借助更为坚实的力量源泉，否则他们的命运只能像杨绛先生最后所总结的：“在贪污腐败的势力前面，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

　　二、人民群众进法院：建国初期的司法民主化尝试

　　按照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对民主的理解，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一切都需要民主。毛泽东1944年6月答中外记者问时强调：“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按照这样的政治路线，建国以后，在司法领域贯彻人民民主，就是理所当然——法院必须让人民当家作主。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司法的人民性，共产党从骨干干部、积极分子、转业军人以及革命群众中选任人民审判员，此外，还从普通群众中，选任有二十余万人民陪审员。时任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相信：“只要我们面向群众，依靠群众，那么我们不仅不会感觉到司法干部来源的枯竭，相反倒会使我们获得丰富的干部源泉，并更加纯化我们的司法机关。”

　　人民政权建立之初，对旧司法人员并非一棍子打死。由于司法干部紧缺，普通群众不懂法律，人民政权通过甄别，保留了一批旧司法人员。1952年有6000名，占法院人员总数28000的22%.人民政权试图对这些职业法官进行改造，使其向人民靠拢。当时，对改造能否成功颇有疑问。董必武代表最高法院表态说：“我们认为是一定可以改造的。世界上的事物本身即在不断地改变中，人也是一样，不改变的人，是没有的。”

　　如果改造确实成功，也许当时就会实现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一定融合，但后来的历史表明，改造结果让人民政权很失望。据报，他们存在着浓厚的旧法观点，在业务上沿习着孤立办案、手续繁琐、刁难群众等衙门作风，甚至颠倒黑白，错判案件，严重地影响了人民司法机关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浙江省法院设在民生路，群众说：“民生路法院是伪高等法院！”四川有一个县的农民说该县法院是“地主法院，不是人民法院”。老百姓说：“在国民党当政时打官司要钱多，在共产党掌权时打官司要寿长。”

　　从各地报告看来，这些旧司法人员受到批评者多，受到锻炼者少，他们的表现一般是没有立场或者是反动立场，不但不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甚至包庇与帮助反革命分子残害人民；在作风上则是严重的脱离群众，只会“坐堂问案”，写些冗长陈腐的判决。而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则根本不关心，相反还到处散布反动的旧法观点，起着很不好的影响。加以我们有些老干部在这一问题上，思想不明确，意志不坚定，错误地认为他们懂“业务”，有“经验”，因而在工作上不仅信任甚至依靠他们，并要新、老干部虚心向他们学习，要他们带徒第，作了他们的俘虏。甚至不少老干部堕落蜕化，贪赃枉法，违法乱纪，致使我们在政治上与工作上遭受严重的损失。现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董老的这段话，折射出这些残存的职业法官，与人民司法之间的冲突。

　　冲突的第一点在于：司法是否要有立场？“没有立场”，在旧法人员看来，是职业法官必须固守的职业道德——价值中立。而在董老看来，法官必然有其立场，“没有立场或者是反动立场”就是与人民对立。司法如果“对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党与人民政府的政策则根本不关心”，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它反映的是司法的严格规则主义与司法的政策导向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