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北洋时期的司法官员回忆道，1919年——也就是北京的杨荫杭检察长辞职的那一年，湖北督军王占元，因不满湖北高等审判厅的判决，遂一面派军法处长陈汉卿代该厅长，一面派兵迫审判厅长交印。厅长不敢私相授受，逃往南京转赴北京司法部请示。该部不敢抗拒，只得请王另选一人，由法部委任为审判厅长了事。北洋时期司法劣迹目前可以察知的，还有山西高等审判厅厅丞谢武恒，违法用人，滥竽充数，蒙蔽舞弊。《申报》记者批评道：“审判厅之腐败，岂独山西然哉。东南号称开通之地，我闻内容种种之腐败，有甚于山西者矣。呜呼，司法前途。”湖北省沙市商埠地方审检厅各法官，酒食徵逐，淫博无度。宁波地方审判厅厅长与同级检察厅厅长，侵吞公款、废驰职务、放浪招摇、庇护私人，以至舆论震惊：“天下竟有如是之法官。”1911年夏，法部亦言：“各省城商埠审检各厅甫告开庭，纷纷被人指责，认为司法先不守法，独立先不自立。而且征诸见闻，毁多于誉。此皆为法官之耻。因此，法部告诫各省法官，切不可滥法枉法。否则，必受惩戒。”媒体对于司法的批评，可能过于偏激，以点概面，但法部公文自认，法官“纷纷被人指责”、“征诸见闻、毁多于誉”，这当非法部对法官群体的自诬。人民对司法“毁多于誉”，是法部“征诸见闻”后的结论。

　　以上是北洋时期司法的另一面，那么，民国时期的景象又复如何？

　　先看司法行政。据一位熟悉内幕并且参与内幕的法官说：一九三七年以前，司法院会计长朱幹卿等三人，合伙利用司法经费，囤积居奇，放高利贷，时人讥为“三猪为患”。司法行政改隶行政院后，三朱仍然契合。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还都南京时，司法院通过虚造旅杂费的方法，贪污公款，大家分赃。特任五十万元，简任三十万元……。司法院不仅贪污公行，而且派系林立。据称有所谓茅派（秘书长茅祖权等），张派（简任推事张九维等），朱派（会计长朱幹卿等），潘派（首席参事潘某等）、大小姐派（居正的大女儿等）。各找靠山，借以保位并升迁。1944年，行政法院每个评事受理案件不到12件，为免贻笑中外，虚报成绩，将数字改为每个评事每月平均受理案件12件。司法预算独立、司法行政独立是当今学界和司法界共同力推的司改方案之一，但民国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配套制度，这些并不能带来地方司法的独立，却带来了中央司法行政机关的腐败。结局是，地方司法既不能独立于地方行政，也不能独立于中央行政，真可谓“剪不断，理越乱”。

　　再来看审判独立。1934年夏，时任外交、司法行政两部部长的罗文幹，因为反对国民党插手司法，被解除司法行政部长职务，以居正作为过渡，同年冬换成CC系的王用宾为部长，此后CC系对司法长驱直入，很快完成对司法的渗透。从个案处理来看，一位时任湖北南郡地方法院院长回忆说，抗战期间，枝江县长因不满法院判决，竟决议派县自卫队包围法院。后来虽然没有派兵包围，但法院院长在兵丁们的“陪伴”下，去案发地重新处理此事。

　　制度层面上，无论北洋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审判官员由中央任免，但实践层面上，湖北督军一怒，审判厅长逃之夭夭。地方县长一怒，竟然决议派兵包围法院，审判独立实在不过是徒托空言。

　　既然追求正义不仅危险，而且无益，法官们与社会同流合污，当然就是最明智的选择。成都地方法院院长、重庆地方法院推事等，不顾法官辞职两年内不得当律师的规定，辞了推事职务就当起了“黑律师”。因为法院熟人多，和地方权要关系好，很能捞钱。杨州地方法院院长辞职后，跑到重庆当律师，对当事人敲诈勒索，心狠手辣。一九四六年，他又歇律师业，拿出一笔款子跑到南京司法行政部，捞了个甘肃高等法院院长的高位。有些法官不仅经济上腐败，而且精神上堕落。一些职业法官，卖身求荣，依附于国民党，组成特种刑事法庭，在“依法审判”的假面下，对革命党滥施刑罚。当然，乃有一些北洋出身的老职业法官，具有独立的品格，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形成掣肘。

　　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并非通篇皆墨，也有若干亮点。武汉国民政府司法部针对北洋政府司法腐败，提出了“司法革命化”、“打倒法妖派”、“打倒赃官墨吏”口号，举办法官考试、整改审检机构、实行“三级两审制”……，不满一年即略有成效。据回忆者称，当时江西司法有了一些新气象。风纪比过去严肃，审、检之间或上下级之间能合作共事，而非互相倾轧，诉讼效率提高，当事人免受讼累。但这些改革因为政局动荡，最终昙花一现。这一段史料值得注意的是：一、改革者以“司法革命化”、“铲除赃官墨吏”为口号，说明北洋时期的司法职业化努力实效不彰，否则人们不会空穴来风，喊出这些口号。二、司法职业化的努力，可以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收到成效。三、司法无法回避政治，改革者如果不聚集足够的政治力量，政治风波一旦激荡，改革成果也就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