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治权利的内容不仅包括宪法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不但是中国宪法学上普遍认可的观念，还是刑法第54条的明文规定。实际上，我国宪法在第34条规定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紧接其后就在第35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这种规范群系统的勾连结构，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现代国家中政治权利的具体内容（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第123页）。所以，概括而言，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也当然地被剥夺了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那么，为什么宪法第34条做了“但书”规定，而第35条则相对显得“自由”呢？这种条文结构上的“明显不同”，蕴含了条文所规定的权利上有何“明显不同”呢？笔者愚以为，这里有两点寓意。第一，选举权乃民主社会之根本，关系人民主权之要义，故在宪法规范中名列诸权利之首（宪法第33条规定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仅是一项基本权利，还是一项宪法基本原则），附有“但书”条款，恰是为了强调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限制只限于 “被剥夺政治权利”。除此之外，不能以其他理由剥夺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同时，宪法第34条还强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我们显然不能因此就认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行使要依据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而有所区分。所以，但书条款并不是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施加了更多限制，反倒是限制了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限制。相对而言，对作为表达自由的集会、游行、示威的限制则更开放一些，刘文中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均是很好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