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神损害赔偿
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现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受侵害，可以判决精神损害赔偿。而未规定生命、身体、健康权受侵害，可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为弥补此项漏洞，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说，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及其他人格利益受侵害，受害人均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13]。草案肯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设立本条规定，凡人身权受侵害，受害人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此与我国台湾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侵害生命权”之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侵害其他人格或身份法益之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其立法精神应当是一致的[14]。
（四）停止侵害等请求权
第二十一条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我国民法理论和实践，认可对于进行中的侵权行为，受害人有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现行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草案设立本条规定，其政策目的在于及时制止正在进行中的侵权行为，避免造成严重损害。
（五）双方均无过错时的损失分担
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 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此条被不少学者、法官解释为“公平责任原则”。一段时间，裁判实践甚至出现滥用“公平责任原则”的倾向。如前所述，草案明确否定所谓“公平责任原则”，对于本属于过错责任原则适用范围的某些特别情形，因行为人与受害人均无过错，法庭根据实际情况判决双方分担损失，属于损失之公平分担，而非侵权责任。故条文明示“由双方分担损失”，以避免歧义。
四、使用人责任
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现代民法所谓“使用人责任”，是由“雇用人责任”发展而来。民法通则未规定“使用人责任”。为弥补这一漏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专门规定了雇用人责任[15]。起草人在总结裁判实践经验基础上，首先将“使用人责任”区分为“用人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的使用关系，和个人之间的使用关系，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的使用关系，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的使用关系；其次，考虑到“劳务派遣”的特殊性，在第三十四条设第二款规定被派遣的工作人员致人损害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何种使用关系，草案均采取英美侵权法关于雇主责任的“替代责任”构成，而不考虑使用人有无“选任、监督过失”，因此与德国民法第八百三十一条及我国台湾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条[16]不同。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所谓“用人单位”，应解释为包含公、私企业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在内，因此未专条规定所谓“公务员之侵权行为”。我国台湾民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所谓“公务员之侵权行为”[17]，民法通则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法生效之后，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将取代现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行为之一般法，而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责任的规定[18]，及国家赔偿法（1994年5月12日通过）[19]，均应属于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特别法，自不待言。
五、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近年来利用网络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人格权的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要求通过立法规制网络侵权。草案适应这一要求，设立本条。
六、安全保障义务
第三十六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公园、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我国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引进德国法院判例形成的“交易安全注意义务”理论，以解决某些公共场所发生的损害赔偿案型[20]。草案总结裁判实践设立本条规定“安全保障义务”。
七、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第五十三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创设“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21]。同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22]。草案第五十三条规定垫付范围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其中增加一“等”字，为将来扩大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范围，例如因机动车逃逸或者责任人无资力赔偿的情形，垫付“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预留“空间”[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