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数人的侵权行为
（一）共同侵权行为
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为各国民法共同制度，且多数民法典设有明文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理论和实践，关于共同侵权行为之成立，是否以各行为人间存在“意思联络”为要件，存在分歧意见。多数学者主张，不要求“意思联络”，只要有“行为上的关联性”和“结果的统一性”，即可成立共同侵权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以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为根据，进一步将共同侵权行为区分为两种：“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的共同侵权；“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共同侵权。前者相当于“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后者指存在“行为上的关联性和结果统一性”的共同侵权。草案大体沿袭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的上述思路，就共同侵权行为，分设为两个条文，第八条规定“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第十一条规定“行为关联”的共同侵权行为。与德国民法（第830条）、日本民法（第719条）及我国台湾民法（第184条）仅以一个条文规定共同侵权行为，稍有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第八条所谓“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应指行为人间“有意思联络”，亦即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所谓“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相当于我国台湾法院判例解释共同侵权行为之所谓“共同过失不法侵害”。第十一条所谓“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所谓“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相当于我国台湾法院判例所谓“行为关联共同”。
考虑到，符合“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后果”的，并不都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还可能构成所谓“原因竞合”。因此，第十一条在“二人以上分别实施”和“造成同一损害”两项要件之外，特别增加第三项要件：“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如果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须相互结合才可能造成全部损害，则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而构成所谓“原因竞合”。
（二）教唆和帮助
第九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国民法所谓“教唆”，在我国台湾民法称为“造意”。各民法典均有“教唆人和帮助人视为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规定，如德国民法第830条第2款、日本民法第719条第2款及我国台湾民法第185条第2款。值得注意的是，草案未采取“视为”这一立法技术，而是在共同侵权行为概念之外，将“教唆、帮助”规定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类型，并且以教唆、帮助的对象之属于成年人或者未成年人，而分设两款规定。
本条第一款规定“教唆、帮助”成年人，教唆人、帮助人“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二款第一句规定“教唆、帮助”未成年人，教唆人、帮助人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非承担“连带承担”。第二款第二句规定，在他人“教唆”、“帮助”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形，如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则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此所谓“相应的责任”，是指与“监护过失”程度相当的责任。第二款第二句规定，存在监护人过失时，监护人不得免责，有利于促使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有其实质意义，值得赞同。
特别应注意的是，第二次审议稿本条第二款原文是：“教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承担全部责任。教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承担主要责任。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承担相应的责任。”原文区别“教唆”与“帮助”及区别“教唆”对象之属于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而相应区别规定为：教唆人、帮助人相应承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相应的责任”。但第三次审议稿本条第二款，却不再加以区别而笼统规定为教唆人、帮助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从我国当前裁判实践情形看，影响裁判统一和公正的法律外因素之严重存在，已经损及法律和人民法院的威信，第二次审议稿本条第二款的“区别规定”，似应更有利于避免法官的恣意裁量，确保裁判的统一和公正。并且，第三次审议稿本条第二款笼统规定为“承担侵权责任”，也必然使本条区别教唆、帮助的对象之属于成年人抑或未成年人，失去实质意义。本条第一款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教唆人、帮助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而第二款却规定教唆、帮助“未成年人”，教唆人、帮助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难免启人疑窦，而徒增解释适用的困难。特建议恢复第二次审议稿本条第二款区别不同侵权责任的规定；如若不然，则建议删去本条第二款第一句。
（三）共同危险行为
第十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加害人的，由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民法理论和实践上有所谓“共同危险行为”，指二人以上实施加害行为，各加害行为均可能造成损害，而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情形。德国民法（第830天）、日本民法（第719条）及我国台湾民法（第185条）均规定准用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使各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有人称为“准共同侵权行为”。现行民法通则并未规定“共同危险行为”，但我国民法理论和实践在共同侵权行为之外，认可“共同危险行为”之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四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起草人在总结民法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共同危险行为”作为一种单独的侵权行为类型加以规定，而与德国民法、日本民法及我国台湾民法稍有不同。
按照第十条的规定，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的要件：一是行为人为多数，即条文所谓“二人以上”；二是行为具有危险性，即条文所谓“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三是“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特别应注意，只须符合这三项要件，即应成立“共同危险行为”，而由各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至于究竟属于“共同实施”或者“分别实施”及有无“意思联络”，均不在考虑之列。
须补充一点，本条规定“能够确定具体加害人的，由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一句，目的在于方便实践操作及明确“共同危险行为”与其他侵权行为的界限。如“能够确定具体加害人”，则已不属于“共同危险行为”的范围。这种情形，如确定的具体加害人为一人，应属于一般侵权行为，由该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如确定的具体加害人为二人以上，则应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依据本法第八条、第十一条的规定，应由各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