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变这些不合理现象、打破部属高校的招生地方化，我希望中央今后在高等教育领域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一方面，国家不仅不应再干预大学的日常管理，而且应该帮助大学摆脱省市的行政干预；在招生过程中，国家应赋予各大学以平等的招生自主权。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履行宪法职责，切实保障各地区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取消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招生指标制度，帮助建立全国统一的考试制度，严格要求各部属高校在原则上按成绩平等对待各地考生，同时授权大学在全国统考之后对符合要求的考生进一步进行自主而平等的衡量。我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标志地域歧视的招生指标制度将寿终正寝，更加平等、公正和偏向弱势群体的考试录取制度将取而代之。同时，中国的大学将在宪法框架内获得更加高度的自治；将中国大学人为分成“三六九等”的一本、二本、三本和民办院校体制将不复存在，不同种类的大学之间将按照自主办学、教育至上的理念在更加公平的起跑线上竞争。即便中央不能更为均衡地分配高等教育优势资源，也应该充分允许民间力量自由进入高等教育领域，通过资源和人才的自由流动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让全国各地的公民都平等分享充裕的高等教育机会。
事实上，中国今天的平等问题绝不止于教育领域；五花八门的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乙肝歧视、身高歧视、族群歧视、政治歧视……可以说是无奇不有，在教育和就业等各领域无处不在。这些歧视不仅是荒诞非理性的——并不传染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为什么不能读大学或考公务员？父母曾被行政拘留的考生为什么不能读军校？银行为什么非得雇用1米7以上的男生？只有“五官端正”的女孩才适合做秘书吗？……而且也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乙肝歧视曾经导致报复杀人事件，而剥夺少数族群的就业机会则可能引发族群动乱……我希望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平等、理性和文明的国度，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机会，而不再因为自己的户籍、性别、年龄、族群、财富、家庭背景、政治身份、生理特征或不相关的健康状况而受到任意的区别对待。
当然，当今最大的不平等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衍生的户籍歧视。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实行牺牲农村的城市发展战略，使农村成为经济穷困、文化贫瘠、法治落后的无人愿意留驻的地方。自孙志刚事件以来，随着收容遣送制度的取消，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体制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央和各地都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逐步撤除户籍藩篱对人力流动的障碍，但是由于户籍改革牵涉城乡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任何实质性改革必然举步维艰。农民进城打工早已不是问题，但问题是他们在城里享受什么待遇、他们的配偶是否可以同行并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医疗和福利保障、他们的孩子是否可以和城里的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欧洲联盟不是一个国家，但是一个成员国的公民仍然可以在其它成员国就业并享受和那个国家的人民同样的待遇；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其中却衍生出太多截然不同的待遇。我希望中央和地方能够合力跨越重重障碍，逐步从制度上取消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对迁徙自由的实质性限制，通过践行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与平等原则实现城乡一体化，让广袤的中国农村重新成为吸引人才、物资、服务、财富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