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颜宇丹律师的博客中获知：颜律师针对自己代理的一起集团诉讼案件提出级别管辖异议，但是市中院有个新文件，级别管辖权异议被驳回现在下的是通知不是裁定，不可上诉。颜律师继而慨叹到：在咱们国家就是这样，一个法院的文件也能不顾法律的规定。既然这样，律师就只能适应法院的内部文件，毕竟这个文件是法院制定的，律师不可能参与其中，律师可以对法院提出个人意见，但是不被采纳是真。法院明显的违法有时就成了年轻律师从业的困惑，为什么连法院都敢做违法的事，而且明目张胆，难道法院不受约束吗？其实，这背后的原因远不是违法必会受罚的法治理念那般简单，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中，违法的事件层出不穷，而且有时就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带头违法，但受罚的几率却少之又少，这种违法不受罚的机理不仅助长了违法者的继续违法，也为合法者鄙视法律提供了借口，毕竟曾经的违法者现在还逍遥法外，那为什么要处罚自己呢？

　　岂不知，在权力过于膨胀的社会，在权力大于法律的社会，同样的人违法，但他们所受的处罚却可能截然不同，原因就在于，法律可能对一些人法外开恩。这些视法律为无物的人，我们该怎么处理呢？想必民众比我更清楚，依法办，依法惩，所以，我们这些小辈只能期望这种朴素的愿望实现，但期望往往成了奢望，除非一个案件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虽然我一直在祈求，哪怕一个案件没有被媒体和公众关注，我们的司法是否会秉公，但是，往往，我们看到的是，案件被披露后才会发现相关人员被处罚，例如，此次的鹤岗新兴煤矿的矿难，矿难发生后我们发现了有相关领导被追究责任，但是原先的煤矿违法事实已经存在，那为何不事先监督和处分呢？所以，行政监督的不力就在于，当出事后我们才想起原来每个部门都是受监督的，只是出事了我们才知道，监督是事后的，不是事前预防的；所以司法的猫腻就在于，受监督的司法权才可能有所公正。但是，当我们的监督机制不畅时，监督者没有尽责时，为何他们不受责任追究呢？这才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

　　例如，法院以内部文件的形式改变国家的法律规定，想必，法院人肯定都知道，想必检察院人员都明知，因为这是一个文件，不是一个口头说辞，那为何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不能启动呢？难道我们要等到违法事实扩大后再下个文件废止原先的文件吗？法院的一个文件能否剥脱当事人的上诉权，这根本就不需要看文件，而需要看法律，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管辖权异议的，当事人可以提起上诉，那为何中院还敢以文件形式规避法律呢？既然法院能这样做，既然法院敢这样下文件，除却法律对此规定模糊需要法院下达文件予以解释外，如若文件就是与法律相冲突，那法院就是以内部文件对抗国家法律。法院敢于以内部文件对抗法律，并且缺乏处罚机制，那谁去监督法院呢？当然，律师可以据此向法院提起申诉，或是向检察院提起申诉，但这个申诉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就已经知晓结果。因为让自己人纠错这就是让老子管儿子，免不了偏袒，而且律师以自身之力改变法院文件的举动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所以说白了，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缺乏的不是法律没规定什么禁止性规范，而是已经规定了禁止性规范，但缺少了相应的处罚机制，而且当处罚机制未被启动时，相应的人却没有被追究责任。这就为法院自己下文件更改法律创造了机遇，并且屡试不爽，因为没人管得住法院，没有那个机构可以尽职的监督法院，而且法院还可以依此文件获益，那法院何乐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