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钓鱼”执法违背了合法行政的要求

　　合法行政要求政府执法必须依据明确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擅自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条件、标准、限度。“钓鱼”执法的取证方式明显有违于法律的规定和有关的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 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和“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律界有一句谚语叫“恶树结恶果”，即通过违法程序获得的证据也是非法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由此可知，“钓鱼”执法通过引诱、欺骗的手段，骗取普通公民做出违法事实的证据，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正如行政法学家马怀德所说：“其违法之处在于，非执法人员采用了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违反了执法取证的基本要求。事实上，通过这些方法获取的证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

　　（二）“钓鱼”执法违背了合理行政的要求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为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当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在“钓鱼”执法过程中，相对人本来没有违法事实，而是被执法者故意设置的圈套欺骗，引诱才实施的违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身就不大。但是，引诱相对人采取的“钓钩”行为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扰乱社会秩序，而且还影响到人们的道德价值观。执法机关在利用他人的善心，践踏人对人的信任，达到“执罚”的目的。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是必要、适当的，并尽可能少地对社会产生危害性与副作用。显然，“钓鱼”执法所产生的社会危害性与副作用要远远大于它所保护的权益和打击的非法利益，而且这个非法利益还是由执法者设圈套陷害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