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先生绝对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是完全委身于儒家思想的，他相信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主流、核心和“常道”。他把他对中国前途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儒家传统的复兴。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最值得留意的是，牟宗三先生这位终生研究和信奉儒家哲学和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代宗师，竟然也是对源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和法治理念的最忠实的支持者和最积极的辩护人。他认为这些理念在未来的中国文化中的确立，不但并不违反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能促使这个传统更真正地、更完全地实现自己。他认为民主宪政和人权保障在中国的建立，是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内部的生命”的要求；这种政治上的“现代化”，有助于成就儒家的价值理想。牟宗三先生提到中国传统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他认为当代中国和当代儒家学者所面临的挑战和使命，便是开出“新外王”；在这方面，“科学”是新外王的“材质条件”，而“民主”（包括人权）便是新外王的“形式条件”。

　　像本世纪的一些其他儒家思想家一样，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已经包含着民主和人权的种子。他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哲学语言，借以讨论中国文化传统和它在政治上的现代化的问题。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已经产生和充分发扬了“理性”的“内容”上的表现（又称为理性的“运用”上的表现，即民主的精神和尊重人权的精神）。但中国文化传统中所欠缺的是“理性”在“外延”上的表现（又称理性在“形式”上的表现，即实现民主和保障人权的架构、制度等）。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以及它的关于人性、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关于统治者道德上的责任的学说，便体现了理性的内容上的表现。但是，就理性的外延上的表现来说，西方是比中国先走一步的。这方面包括民主、人权、宪政、主权在民、代议政制和法治等元素。牟宗三先生指出，虽然这种政治上的现代化“先发自于西方，但是只要它一旦出现，它就没有地方性，只要它是个真理，它就有普遍性，只要有普遍性，任何一个民族都该承认它。中国的老名词是王道、藏天下于天下，新名词则是开放的社会，民主政治，所以，这是个共同的理想。故而民主政治虽先发自于西方，但我们也应该根据我们生命的要求，把它实现出来，这就是新外王的中心工作。”（注：牟宗三：《政道与治道》，见上注，“新版序”，第21页。）

　　正如另一位当代儒家学者翟志成先生指出（注：翟志成：《由民本到民主——评当代新儒家有关中国民主政制的几点省察》，载翟志成《当代新儒学史论》，台北：允震文化出版社1993年，第395～409页，特别是第407～408页。），一个文化系统包含至少四个部分，即科学、道德、政治和艺术。中国文化传统在道德和艺术范畴方面的卓越成就和对人类文化的重大贡献，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因此，我认为中华民族应该重新发现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的宝藏，重建我们对于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我们的文明在过往的成就的敬意、信心和爱护之情，并同时学习、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文明在政治、法律和科学等方面的建树。我们应该重建我们的民族自尊、文化自尊、文化认同感以至应有的民族自豪感。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欣赏和评价我们丰富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有价值、有意义、有所洞见和有说服力之处，并予以发扬光大，继往开来；并同时为了中国在21世纪的进一步民主化和人权保障的进一步改善，付出我们的努力。这就是我对于我们在这个时空中的历史使命的浅见；我更相信，这便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尝尽苦难、历尽沧桑的中国人民在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之后所能看见的启示和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