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案子中，人民法院主动放弃对民事案件的司法裁判权，是事件升级和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当事人和政府发生民事争议，起诉到法院，就是要通过法院行使审判权对双方的争议进行司法裁判，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分清责任，明辨是非，而法院却反过来要求当事人找政府协商解决，须知政府本身就是被告，不具有超然的裁判者的地位，协商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个案子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必须依法加强人民法院对政府民事行为的司法裁判权，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依法受理涉政府的民事纠纷案件，杜绝“民告官”难的问题。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司法解释，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不得以任何借口限制“民告官”，不能决定是否受理的应先受理，务必让“民告官”告状有门。这当然主要是指公民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但既然政府以官的身份都可告，那么以民的身份就更不应该有特殊对待的理由了。

　　第二，加强人民法院在涉政府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力度，但不应过分倚重调解。

　　不可否认，政府由于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尤其是作为公权力代表，在民事活动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强势地位，但其在法律上应具有平等地位，人民法院一方面应加强调解的力度，促使政府自我纠错，但也不应过分倚重调解，一旦调解不成，就以拖代调，不敢下判决，这是不足取的。人民法院应敢于判决，尤其是敢于依法判政府败诉。

　　第三，在审理涉政府民事诉讼中，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

　　平等对待不仅要求是给予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在涉政府民事诉讼中，更是要求人民法院发挥抑强扶弱的作用，对政府这一强势一方给予必要抑制，而扶助处于弱势的企业和个人，切实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第四，严格遵守司法审限制度，依法在审判期限内做出裁决。

　　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在民事诉讼中，政府对期限的需求远比不上企业和个人迫切，一个诉讼往往拖垮一个企业，如果企业和个人不能在预期的范围内取得判决，往往对司法失去信心，转而寻求其他社会力量的介入，如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反映情况，寻求媒体报道等等，我们不应排斥这些社会力量的介入，但也应在审判过程中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减少其他社会力量介入案件的必要性。这就要求人民法院要依法从速审判，及时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