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语
从事自治研究的多数学者均把乡村自治纳入地方自治范畴。[15]作为村等地方自治体调查主管单位的美国联邦统计局，提出地方自治体应当具备三个特征，一是有组织性的实体；二是作为公共机构具有公共管理服务特征并能承担责任；三是拥有实质性的自治权。{6}（P92）专门从事美国、欧洲公共管理模式比较研究的学者Manoj Sharma则把包括乡村自治在内的地方自治体的内涵扩充为九大要素：一、由州或国家确定的地域，如城市、乡镇、村庄；二、有住民直选产生的自治主体；三、有为住民提供的健康生活服务；四、在中央和法范围内的自主权；五、对住民负责，受住民监督；六、有地方资金；七、住民的参与；八、民选的领导；九、发展的需求。{6}（P5—6）这些观点与日本、台湾学者的看法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认为是地方自治体的一般共性要素。[16]《纽约乡村法》在考虑了这些要素的前提下，充分体现了地方优先、住民自治的原则，界定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村的公权私权关系，架构了自治权的监督救济机制。这值得我们在设计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代表的中国乡村自治法时加以借鉴。[17]
【作者简介】
黄辉，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在美国联邦和绝大部分州都没有专门的村自治法，也没有单列的相关学科。它们往往视村自治为地方自治的当然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我国力推村自治的知名学者杨开道专程赴美国研学农村自治。但他到了美国后，惊奇地发现，美国大学里根本没有农村自治这门课，图书馆里也没有农村自治的书籍。最终他只找到了一门勉强有点对应的学科——农村社会学，修了农村地方社会组织学的课（rural community organization）。参见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美国市镇的人口通常在5000人以上，市镇与村的建制会随着人口的增减进行转换。许多州还建立了比城市小也没有什么权力的综合行政区，例如，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州的自治村。同城市相比，村的人口在5000以下，税收少而且权力也小。
俄亥俄州宪法规定，以人口5000人为界划分乡镇与村。俄亥俄州自治地区联合会律师、省会大学的法学博士John E．Gotherman，从俄亥俄州宪法依据出发，曾专门对俄亥俄州村与市镇的转换作过研究，参见Elizabeth R．Hooker，Leaders in Village Communities，6 Social Forces 4（1928）．
在公决的具体方法上也有详细的规定，包括选民登记和公告、确定计票人等等。
此时的审查批准仅是程式要求。一般州县不会再予否决，除非村民公决在程序上存在明显错误，足以影响真实结果。
美国学者Elizabeth R．Hooker曾对Y．M．C．A县的140个村作过调查，共有1370名村理事，每个村的村理事配置由3人到21人不等。该县的标准是，每1000人村民中村理事的人数比，小规模村为1000：12．5名，中等村为1000：7．5名，大规模村为1000：5名。其中34—65岁占82．7％。亚特兰大各地区的村理事中，男性占74．6％。约40％的村理事出生在所在的村。在一些新发展的村，远西地区，出生于所在村的理事仅占10％。据对806名男性村理事的调查，其中62．8％是老板、经理人以及职业工人。关于村机构职能的规定，与《纽约村法》不同，在俄亥俄州则是由该州宪法直接规定。但在内容上则相近。如村要成立执行机构，有关人员有村长（mayor of a village）、办事员、治安员、街区长官以及其他依法任命的职员。村可以建立一个受托人机构（委员会）执行村的公共管理事务，由村议会决定成立。村长、村议会（the council）有对外签约权等。
我国的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没有最高首长，村委会和村主任是召集人。
村传票在全州使用，突破了对村自治中属地管辖的单一原则，确立了村自治权的属人管辖。这无疑加强了村自治法执行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这种超乎村界域的自治，也说明了联邦法律对村自治的充分认可。
综合计划内容包括土地质量和利用密度，文史资源、自然资源，敏感环境区域的综合因素，人口、民主、社会经济趋势和未来计划，文教设施、交通设施、私人设施、人居资源和未来需求，应急服务的程序，目前和将来工业和商业的潜在需求，与其他规划的一致性等。
因理事会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法定机构，所以必须承担公共事务，并对村民负责。它可以通过村长聘任职员的办法，委托执行机构具体开展日常事务。
照明合同包括照明系统的建立、修理、供给、维护、监督，照明费用的确定等。
墓地委员会收取每块墓地每年不超过12美元的维护费，实行专款专用。连续欠费超过10年，则可以无条件没收并出让。该法提倡土地的集约利用，规定可以收回连续20年不用的墓地。并规范了扫墓人的行为、墓碑、雕像和结构建筑规划建设标准、埋葬方式等。
包括对退休消防员的补助、伤亡的抚恤等。
欠税情况在纽约一些欠发达村并不少见，如纽约的Kenmore村某一年度应收税591767美元，但实际欠税233308美元，占40％。参见Elizabeth R．Hooker，Leaders in Village Communities，6 Social Forces4（1928）．Local Government in India，U．K．，U．S． A． and France，Manoj Sharma，Local Government：Rural and Urban，Anmol Publications Pvt．．Ltd．，2004，p． 124．
相关著作参见（日）吉村源太郎：《地方自治》，朱德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日）村松岐夫：《地方自治》，孙新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林文清：《地方自治与自治立法权》，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许宗力、许志雄：《地方自治之研究》，1995年版，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
在大陆法系国家，包括德国、日本、台湾等自治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均强调地方自治体的两大要素，即住民和地域，以及与自治权有关的立法权、财政权、人事权等。
村自治法的设计涉及许多法理问题，一方面，它的制度架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诸多因素；另一方面，必须处理几个法律关系，如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公域与私域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权与社会权、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人权与公民权、公权与私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