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思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过程。要对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作出展望，要使我国行政法学体系能够融入到全球趋同的行政法学大系统中去，就必须对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过程进行适当反思，因为通过这样的反思可以对我国行政法学长期以来在发展过程中的得失利弊作出评价。我国行政法学最早是在1950年代发展起来的，当时我国行政法学虽没有形成规模和体系，但有关行政法的基本概念以及对行政法认识的一般理论已经形成。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行政法学在对国外行政法学先进成果的吸收上具有非常大的片面性，即只注重了对社会主义类型的行政法学成果的吸收，[20]尤其是吸收了前苏联行政法学研究的成果，行政法作为管理法的理念就是苏联行政法学研究的翻版。由于前苏联自身的行政法学亦没有长期的历史积淀，且对一些人类先进的行政法理念具有排斥的倾向，因此，不能说前苏联的行政法学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或具有全球化的特征，而以其为蓝本的我国行政法学当然也不能有所例外。十年文革使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基本中断了，我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的起始应当是20世纪80年代初，1983年第一部统编的行政法教科书的诞生意味着我国行政法学人对我国行政法学体系有了初步认识。[21]随后出现了诸多关于行政法的价值研究，若干行政法学理论基础的纷纷登台便是例证。学者们以最大的努力构思中国行政法学的独有体系，使行政法学研究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尽管可以说，在对行政法学体系的构设中吸收了诸如行政合法性、正当程序、行政的司法审查等先进的行政法理念，但是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其本土特色强于全球趋同的特色。一方面，我国行政法学的建立其政府推动的特点非常明显，我国诸多行政法理念的形成都与政府的决策以及政府的主动行为有关，如我国不能接受全面司法审查的理念就是政府决定的结果，而政府推动由于更多地考虑了实用理性，因此，系统化的、能够被全球所吸纳的行政法学体系就难以形成。另一方面，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在构筑过程中也并非没有研究和吸收先进的具有全球属性的行政法学思想和观念，但是，在吸收这些理念时不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而常常是取我所需，这样对先进行政法学成果的吸收并不是在把握全球行政法学发展的脉络下进行的，这样的片面吸收必然会带来弊害。综而观之，可以认为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能够为行政法学全球趋同开辟良好道路的过程，这是笔者必须对我国行政法学发展所作出的基本判断。如果对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认识，还沉浸在孤芳自赏中就会进一步制约我国行政法学对全球先进行政法成果的吸收。
(2)反思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上文已经指出行政法学研究对象在行政法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研究对象的相近性与否是衡量行政法学全球趋同化的一个测评指标，当各国研究对象相近时，行政法学体系的全球趋同化则明显一些，反之，当各国研究对象相对较远时，行政法学体系则不可能呈现出全球趋同的格局。行政法学研究对象的框定，在笔者看来有两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行政法学的研究以实在的行政法为对象，在此一状态下，研究主体主要以本国的实在法为研究的核心，研究过程不偏离行政法规范的制定和执行。第二种状态是行政法学的研究以行政法规范背后的社会关系为对象，在此一状态下，研究主体以行政法规范背后隐藏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由这些社会关系构成的行政法过程为核心，[22]规范只是研究过程的一个元素而不是研究对象本身。那么，可以用上列两个研究对象的状态对不同国家行政法学研究对象作出判定，或者将其归于前者，或者将其归于后者。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其主流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正如有学者对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对象所作的描述：“行政法学是研究行政法规范的科学。”[23]这并不是学者们的一个简单认识，而是对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对象的一个客观写照。笔者认为，以行政法规范为研究对象和以行政法规范最后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是有巨大区别的，它牵涉到行政法学科体系的状态，也关系到行政法学的社会功能。同时，两种研究对象对行政法学体系的全球趋同不无决定作用。由于行政法规范是一国的实在法，而实在法就总体而论具有固定性和不可更改性，那么，以此为研究对象的行政法学体系的全球趋同概率就相对小些。反过来说，行政法学以规范背后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时，其全球趋同之概率就相对大些，因为决定行政法规范的社会关系在当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格局互动性明显的情况下，每国的行政法都有依赖他国之趋向。我国行政法学以规范为研究对象使行政法学体系关注实在的行政法规范，并将这些实在的行政法规范下意识地与其背后的社会关系予以割裂，便必然成为行政法学体系全球趋同的一个障碍。由此可见，重新框定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对象是促进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全球趋同所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