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判牍中的亲属争讼-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先说亲属争讼的概率。《折狱新语》正文共十卷，载有判牍210件，表1所整理的亲属争讼案63件，占全部案件的30％；《槐卿政迹》卷二至卷五共载有判牍135件，表2整理出亲属争讼案40件，占全部案件的29.6%。两种判牍中亲属争讼案件的比例非常接近，均占三成左右。

　　就亲属关系而言，《折狱新语》中涉及姻亲的有25件，约占40％；涉及宗亲的有41件，约占65％；这里面包括宗亲和姻亲都卷入的争讼案件3件，约占5％。以亲疏关系而论，《折狱新语》中有32件的亲属关系在五服以内，约占总案件的51％。《槐卿政迹》中涉及姻亲争讼的有6件，约占15％；涉及宗亲争讼的有37件，约占92％；这其中也包括宗亲和姻亲同时卷入的争讼案件3件，约占7％。以亲疏关系而论，《槐卿政迹》中有17件争讼案件的亲属关系在五服以内，约占总案件的42％。由此可以看出，亲属争讼主要在宗亲之间进行，州县这一级的案件比府要明显增多，这可能与州府受案范围的不同有关。同时，两种判牍均反映五服之内的亲属相争约占一半左右，这说明血缘和伦理并没有缓解争讼的激烈程度。

　　就争讼的内容而言，仅就统计样本来看，几乎没有“命盗”重案。虽说也有人命事故发生，比如《折狱新语》中的“一件虐节事”和“一件大冤事”都有人自尽而死，但是判官并没有作为重案处理，仅杖责了事。绝大多数争讼案件都是所谓“细故”。《折狱新语》中涉及户婚田债的有38宗，占全部案件的60％，其余的有诈诬案9件，犯奸案4件，偷盗案2件，威逼案3件以及口角琐事案7件；《槐卿政迹》中涉及户婚田债的有28宗，占全部案件的70％，其余的有诈诬案6件，以及争斗行强案6件。所以，亲属争讼中的户婚田债案占明显多数，而县级审判尤其如此。所谓户婚田债案，多数都与财产利益有关。田土案和钱债案自不必说，户婚案几乎都是争继和改嫁之事，争继表面上是个宗法问题，实际上是个财产问题。清代道咸年间的李钧在任河南知府时，审鞠一桩争继纷争，他抛开当事人陈述的宗法理由指出，“非争继也，为争嫡也，亦非争嫡也，为争产也。”[8]真是一针见血！

　　中国古代法自汉唐以来的确具有明显的“儒家化”倾向，不但将违反儒家伦理的行为纳入“十恶”重罪予以严惩，而且还将服制纳入律例，用来作为亲属相犯的定罪标准。律例不仅允许亲属之间进行容隐，甚至还限制别籍异财，以及宽贷亲属之间的财产犯罪。在法律以外，帝国还积极通过教化等手段宣扬儒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道德，并强化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不可否认，中国法律传统比其他法律类型更具有伦理色彩。[9]

　　但是，明清时期实际发生的亲属争讼案件显示，法律生活中的伦理色彩被明显夸大了。前文的统计数据表明，几乎每10件争讼案件就有3件在亲属之间进行，而且其中一半左右的案件是在五服之内的亲属中发生。因此，我们很难说明清社会仍然是属于“伦理本位”。法律生活中的伦理与功利问题可能应该重新评价。本文考察亲属争讼的重要意义在于，伦理与功利在这里短兵相接，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明清社会的功利色彩以及民众争讼的激烈程度。这里仅以婚姻、争继和谋产三类案件为例予以展开。

　　先看亲属争讼中的婚姻案件。首先是定婚问题。在“一件姻变事”中[10]，沈应用年暮无儿，立族侄沈之龙为嗣，并以养女楼氏许之。“应用物故后，应用妻於氏，遂欲以楼氏为奇货”，收取胡奎之父聘银十二两而将女另嫁。沈之龙因此以姻变告府。此案中沈应用将养女许配嗣子，节省了一笔聘银，对沈家而言自然是最经济的。但於氏显然为自己考虑更多，较之前者一无所获，她将养女另嫁收取聘金当然是最有利的选择，所谓伦理亲情也抛诸脑后。

　　其次是夫妻离异问题。在“一件谲拆事”中[11]，何恩因“贪家兄”而撮合侄女与徐尚德成婚。婚后始发现徐尚德“家徒壁立”，以致“糊口不给”，于是希图离异别嫁而生讼。后来徐尚德自愿将原聘追还，听妇别嫁，而推官李清也应允此种处理。在一宗“嫌贫搁婚事”中[12]，黄杨氏恃父凌夫，杨长庚纵女辱婿，“三朝而遽促言归，故挑反目；半月而屡闻寻衅，独非新妇？”看来，明清时期的婚姻并非“夫正妻顺”，也不一定总是“夫为妻纲”，贫穷的男子不但得不到妻子的顺从，甚至有可能遭到妻家的非难乃至失去婚姻，夫妇伦理在利益面前也会变得无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