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绍章，笔名土生阿耿，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教师。
【注释】 施天涛：《商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53页。
刘永光、陈恭健：《票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票据权利尽管又称为票据上的权利，但与票据法上的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予以明确区分。票据权利是直接体现在票据上的权利，其内容是持票人须凭票据才能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旨在直接实现票据目的。票据法上的权利则是指票据法规定的、票据权利以外的有关票据的权利。票据法上的权利并不直接体现在票据上，其行使无需凭票据，也不能直接达到票据目的。如我国《票据法》规定的利益返还请求权就是一种票据法上的权利。
这里的“特定的相对人”就是票据义务人，即票据权利人向票据义务人行使权利。票据义务人也称为票据债务人，包括第一债务人与第二债务人。票据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时，原则上应当首先向第一债务人即付款人（汇票经承兑后为承兑人）请求付款，只有在付款人拒绝付款后才能向第二债务人如出票人、背书人、保证人等行使追索权。参见施天涛：《商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
范健主编：《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6页。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当然，票据丧失后，失票人依法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依据法院的除权判决而行使权利，并不以持有票据为必要，但这仅仅是一个例外，是对丧失票据的权利补救措施，并不意味着票据权利的行使可以不凭票为之。
范健主编：《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6页。基于票据权利的此一特点，可以认为票据权利是一种单一性权利，即对同一票据来说，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权利人，也就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权利。其表现即为“一票一主”与“权票不分”，一个票据上只有一个持票人，即一个所有权人，同一票据上的权利不能分割和单独行使。参见刘永光、陈恭健：《票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谢怀栻：《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王保树主编：《商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赵新华：《票据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覃有土主编：《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352页。但也有学者主张付款请求权为主票据权利，追索权为从票据权利，而保证关系中的请求权则为“辅助请求权”。参见赵新华：《票据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王保树主编：《商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覃有土主编：《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刘永光、陈恭健：《票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页。
我国《票据法》第31条第1款规定，“非经背书转让，而以其它合法方式取得汇票的，依法举证，证明其汇票权利”。关于此种分类的论述，参见覃有土主编：《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票据主债务人包括汇票的承兑人、本票的出票人和支票保付后的付款人，其它付款义务人包括参加承兑人、保证人、票据交换所、担当付款人等。参见刘永光、陈恭健：《票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不过，背书人被追索时，虽未清偿，亦可向其前手追索，保证人清偿债务后，亦可行使追索权。参见施天涛：《商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
以台湾地区“票据法”第57条规定，汇票中的参加承兑人及其保证人也为追索权行使的对象范围。
参见王保树主编：《商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参见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61页。
如税收、继承、组织或者单位的合并、分立以及司法裁定、行政决定等法定方式取得途径，详细论述参见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4页。
范健主编：《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
施天涛：《商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根据我国《票据法》第20条规定，出票是“出票人签发票据并将其交付给收款人的票据行为”。
根据我国《票据法》第4条第1款规定，“票据出票人制作票据，应当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并按照所记载的事项应承担票据责任”。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来看，持票人因出票而取得票据权利。
《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6条第2款规定，汇票持有者因任何原因失去其汇票时，其已依前项规定（即背书的连续性）对该汇票证明其权利之持票人，无放弃此项汇票之责任，但其取得汇票有恶意或重大过失者，不在此限。参见王小能：《票据法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上的一项重要物权法律制度，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其中在第106条规定了动产所有权、不动产所有权及其它物权的善意取得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于莹：《票据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我国《票据法》第12条第1款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第2款规定，“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对这条规定作反面解释，即是关于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规定。参见范健主编：《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但笔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的票据善意取得制度的角度来看，我国《票据法》并未确立票据善意取得制度，本条只是对恶意取得票据行为的一种法律规制，立法本意并非确立票据善意取得制度。
例如，A遗失一张支票，被B拾得，B经背书将该支票转让给C，而C在取得该支票时没有恶意或重大损失。在此情形案例中，B是无处分权人，此外B还是C的直接前手，因此C可以根据善意取得的规则，取得票据权利。
根据我国《票据法》规定，汇票、本票都必须是记名式的，支票则既可以是记名式的，也可以是不记名式的。因此，在我国现行票据法律规则下，汇票、本票只有依背书交付转让，支票则既可以依背书交付转让，也可以依单纯交付转让。参见范健主编：《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8页。
如在前注释情形案例中，若C明知支票为A所遗失，而B是支票的拾得人，那幺，C不享有处分支票的权利。
范健主编：《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8页。
于莹：《票据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第11条规定：“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这两条规定即体现了我国票据法上的对价原则。
参见施天涛：《商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页。对此，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14条第2款也有规定，“无对价或不以相当之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其前手之权利”。
刘永光、陈恭健：《票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至于我国《票据法》是否承认单纯交付方式转让票据权利，在学者中意见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票据法》不允许票据权利仅仅通过交付的方式（即单纯交付）而转让，理由主要是：（1）根据《票据法》第27条的规定，持票人将票据权利转让给他人的，应当背书并交付票据，而《票据法》第31条尽管有“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票据”之文句，但“转让”与“取得”是两个不同概念，“以其他合法方式”应理解为继承、企业合并等非转让方式；（2）单纯交付有显著弊端，交易风险大，不利于保护票据权利的可靠保护，也不利于维持交易秩序；（3）票据的运作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票据权利转让有别于以意思自治为理念的一般民事权利的转让，它需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转让方式转让，当事人不得另行确立转让方式。参见覃有土主编：《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页。但也有学者赞成我国现行《票据法》承认了单纯交付转让方式，并认为根据《票据法》第87条的规定，可以认为我国承认单纯交付的方式转让票据权利。参见于莹：《票据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商事主体（商人）自治理念是现代商法的基本价值追求之一，从我国近年来对商事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实践来看，已经越来越体现出商人自治的现代商法理念。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企业破产法》等商事法律无不强调自治理念，主要体现即为重视公司章程、合伙协议等自治规范的商事调整功能。
关于票据权利的继受取得（传来取得），详细论述参见董安生主编：《票据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刘永光、陈恭健：《票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于莹：《票据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5—76页；王明锁：《票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范健主编：《商法》（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8页；施天涛：《商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55页；柳经纬主编：《商法》（第三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3页；朱羿锟：《商法学——原理?图解?实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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