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4年曾经呼吁：“中国法学要研究中国社会，要从重在‘国家与法’的研究转向’‘社会与法’的研究。”[14]时过15年，现在更有必要旧话重提。时不我待，让我们重振上世纪80年代为民主法治人权而披荆斩棘的理论勇气与使命感，为政治改革和人民的维权事业而继续奋斗！
【作者简介】
郭道晖，现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北京大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组成员、公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湖南大学教授兼《岳麓法学评论》主编，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注释】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79、164页。
政论家陈冰评析：自1949年以来，中国遇到过五次政治改革的“时间窗口”。1956年“双百方针”和1957年的“整风运动”，打开了政治改革的第一个“时间窗口”，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改革建言，却演化成了反右运动，并导致了“大跃进”的灾难。1962年中共着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政治改革的第二个“时间窗口”打开了，而这次机遇又被“折腾”了，最终导致了“文革”十年动乱。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政治改革的第三个“时间窗口”打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可是却又遭遇1989年的“政治风波”而中断。1992年第四个“时间窗口”打开，确立了市场经济改革路向，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但政治改革踏步不前，导致腐败现象和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现在经过2008年年初雪灾、西藏骚乱、四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神七”飞天、抵御金融海啸等一系列大事件的考验，以及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政治改革的第五个“时间窗口”已经打开。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12－31。
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12页。
转引自《董必武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75页。
对此刘少奇指出：“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
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见《刘
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0－452页。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据中国新闻周刊发表的一篇报道，现任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宣称：“我负责任地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他认为这些上访户扰乱社会秩序，公安机关有权收治这些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治疗。他这种不负责任的观点和说法，同原中国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周占顺曾经指出“群众信访80%以上有道理的”的事实背道而驰，实际上是在为地方政府“截访”、将访民强制押进精神病院等镇压访民的违法行为提供了“科学”与“舆论”支持。参见湖北“民生观察工作室”2009年3月30日在网上发表的一封访民公开信。
见2005-07-31新华每日电讯5版。
据《新华每日电讯》第5版，2005-07-31。
新华网北京2008年10月26日专电，记者林红梅、葛素表、王敏。
见中国社科院2009年《社会蓝皮书》中《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参阅《人民日报》2008-12-22日报道。
《从虚拟到广场》,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06-22。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7、260页。
参见2009年2月2日23:07新华网。
郭道晖：《法学三愿》，《政治与法律》199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