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都不能不令人困惑和忧虑。
二、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
造成这种局面有多种因素的交错作用，其中涉及官僚权贵特权阶层的形成，他们正在自觉地抵制有损其既得权益的改革，使阻力日增；而深化改革的动力的失落或者被催眠，则使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递减。现今老一辈革命领导干部早已从文革的恶梦中摆脱出来，除一些永葆革命青春的思想先驱还在继续为中国的民主法治的启蒙而奋斗不息外，不少人限于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或养尊处优，安享清福，耽于守成，不再求进取。至于那些利用改革捞到特权和财富的官僚新贵和腐败势力，由于搞符合人民利益和社会进步的政治改革，势必威胁到他们垄断的权益，特别是担心有朝一日司法独立，他们会被推上被告席，因此，他们力图抵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或者把改革引向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方向，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多流向这些特权阶层，使一些改革蜕变为权贵资产者所垄断的政府工程，而不是全社会参与的社会工程。按有的论者的说法，“以往某些改革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劫持”。因此，他们实际上已成为改革的阻力。
此外，知识界（包括法律人、法学者）中的一些精英这些年通过改革受益，社会地位与生活待遇已有提高，这个群体开始出现了某些分化：其中有的人尚能保持学者本色，力图排除困难，推进改革；一些步入仕途的教授学者，也力求为民执政，但限于体制积重难返，难有大作为。而有些人则安于现状，明哲保身，苟且偷安；有的在旧体制的同化下，开始“屁股指挥脑袋”，改革的激情消退，变为左右逢源的御用学者；有的已经站在了特权利益集团一边，蜕化为官僚主义者，甚至同流合污。现在知识界也不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对执政者和民众、对国是和国策有较大影响力，有些人还受草根民众所唾弃。因此改革的基本动力也不能完全寄托在这个阶层。[6]
值得重视的新兴动力是，来自民间社会的改革力量正在崛起。其中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失业的农民工、失地的农民、被掠去祖宗遗下的房地产的市民、以及下岗工人等等）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他们未能分享改革成果，反而利益受损，导致社会矛盾与危机日益深重。2008年12月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远高于官方4.2%的登记失业率。2009年2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农业部春节前对输出农民工较多的15个省的抽样调查，在全国1亿3000万农民工当中，有15.3%(相当于2000万人)失业返乡，加上过去每年新增500万农民外出打工而现今只能赋闲留乡的，失业农民共达2500万。此外还有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失业。据官方估计，2009年，总体失业率可能高达11%。又据2005年的一项统计，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7]再据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已超过0.4的“警戒”线，处于随时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