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为政者的道德才能具有巨大的人格感召力，引领着社会风俗的善恶。为政者作为特殊的公众人物，身处高位，众目仰视，其言谈举止极易为公众仿效。孔子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孟子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云：“上好羞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矣。”（《荀子.大略篇》）。《礼记.乐记》云：“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上行下效的历史事实也不绝于书。汉初大臣陆贾在《新语》一书中云：“周襄王不能事后母，出居于郑，而下多叛其亲。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傅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齐桓公好妇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国中多淫于骨肉。楚平王奢侈纵恣，不能制下，检民以德，增驾百马而行，欲令天下之人馁财富利，明不可及，于是楚国逾奢，君臣无别。”

　　由此可见，国家的确需要贤人来治理。人民在一个国家生活犹如乘船远航，自人民踏上国家这艘航船时，他们的生命安危、幸福安康全部系于这艘航船。而国家这艘航船并非人人都能驾驭，只有那些饱经风浪历练，具有精湛的航海技术且在遇险时能最后离船者才能堪当此任。如果仁者掌舵，俊杰在位，则乘风破浪，履险如夷；若夫奸佞当道，小人得志，则触礁搁浅，险象环生。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中，贤才治国不仅是人民对为政者的一种苛求，它也应是人民手中的一项神圣的政治权利。

　　二、 荐举和科举是选拔贤才并行不悖的两种方式

　　儒家主张贤人治国，但从来没有说仅靠一个或几个贤明的领导人就可治理国家，他们强调皇帝的才能和品德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但也没有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国家的安定与繁荣完全寄托于最高统治者本人的贤明上。相反，儒家主张整个执政团队都由贤士组成，组成所谓“士人政府”来运行国家机器。最高统治者的首要任务不是直接操纵国家机器，而是择众多贤士而用之。荀子说：“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荀子?君道篇第十二》）。唐朝政治家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更加明确发挥了荀子的思想，“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

　　礼贤下士、不拘一格用贤才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个最优良的传统，流传着一些千古佳话。尧禅位给曾经耕作于历山的大舜；周文王渭水遇吕尚；[1]《韩诗外传》说周公“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贤才选拔法律制度的建设，确立了荐举和科举并用的双轨选贤体制。荐举制度是由最高统治者或高级官员考察推荐继任官员的制度。这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选拔方法。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度开其先河。在隋朝确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前我国主要用此法来选拔贤才。采用这种选拔方法有下列积极的意义：首先，只要得其人，便有立竿见影之效。最高统治者或高级官员非常信任，起码是相当了解所选之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全权委托，受命之人得到上级有力的支持，倾其能，竭其才，局面迅速转危为安，国势蒸蒸日上。刘备初期手下没有一流人才，今日投袁绍，明日附刘表，被曹操打得若丧家之犬。后来接受徐庶、司马徽荐举诸葛之后，三顾茅庐，请得诸葛出山，三分天下有其一，其勃也速焉。再次，这种方法社会成本低。无论什么时代，考试都是一场经济资源的巨大投入。科举考试作为一种非常严格精致的人才选拔制度，无论考生本人还是国家都要投入相当大的经济资源。相较之下，荐举制度是一种非常经济的贤才选拔制度。然而，荐举制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这种制度欠缺公平性。荐举的对象必局限于荐举者的熟人群体中，一个人一生所遇到的熟人是有限的，熟人中的贤才更是凤毛麟角。这样，没进入当权者视野的贤才终身将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他们获得的待遇是不公平的。遗贤遍野不仅是贤士们的人生悲剧，更是国家社会的悲剧。其次，倘若荐非所荐，便有身死国亡之灾。这种制度取得正面积极效果，极端地依赖于推荐者个人的贤明。若发现千里马，相马者必然是伯乐；若从鱼龙混杂的人群中荐举出贤才来，荐举者本人定然是贤才。同类相求，同声相应，让庸才或蠢才荐举贤才犹如水面上秤锤浮。让人困惑的是举荐者不尽是贤才，有时尽管是贤才但他们也有被假象蒙蔽了双眼的时候。当荐举者看走了眼的时候，国家就会面临一场灾难。齐桓公[2]有善始，无善终。当初能采纳鲍叔牙之计，任用管仲而霸诸侯；暮年不纳管仲之言，任用易牙、开方、竖刀而国生祸乱，活活饿死，名列中国历史上死的最窝囊的国君。随着政治实践的发展，荐举制的局限性逐渐地被朝野所认识，发展着的社会呼唤建立一种更为公平、更能发现和延揽贤才的制度。科举制度的产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率先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度，成为当代西方国家文官制度的滥觞。从隋朝到清朝，中国中央政府通过愈益严密的考试程序，平稳有序地从社会各个阶层选拔出精英人才，组成执政团队，有效地运转着庞大的国家机器，我国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称之为“士人政府”。作为一种新的贤才选拔制度，科举制比荐举制具有更好的制度性能。通过一套严格而公平的制度，它给社会各个阶层的士人提供了平等地发展机会，特别是一大批出身社会下层的寒士可以通过自己勤奋苦读、金榜题名而进入上流社会。宋朝的范仲淹、欧阳修俱出于贫寒之家而最终位列宰辅。这样就能把大批地怀有抱负的士人们吸收到国家管理层中，把他们的能量贡献于王朝政府。唐太宗曾站立在端门上，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出，高兴地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但是，科举制也有自身的不足之处。首先，通过科举考试的士人不一定是贤才。一次考试，不可能全面考察出人才的全面素质。秦桧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登进士第，授头名状元，却勾结金人陷害岳飞，成为千古罪人。其次，名落孙山的士人中也有贤才在。有贤才可能天生不擅长于考试却身怀绝技。例如，杜甫和蒲松龄等。再次，也有大德大才者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或者根本不可能参加科举考试。朱元璋乞人出身，无缘科举，但他却是力转乾坤的大英雄。明末清初山西大儒傅青竹，文武兼备，但誓死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不愿意为清王朝效力。总而言之，荐举与科举，殊途同归，各有千秋，不可偏废。以科举为主、荐举为辅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事实上它也为隋以后历代王朝所遵循。对大多数士人，通过科举制从中选拔出国家所需要的人；对少数不世出的贤才，通过荐举制给予他们报效社会的机会。例如，杜甫长安十年，屡试不第，后蒙房琯荐举任左拾遗，入川后经严武推荐任检效工部员外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