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程序，真参与
南方周末：这种清晰的程序之下，各种问题都可以得到妥善解决。为什么在中国却往往被认为是假参与？
蔡定剑：地方政府的动力是发展经济和政绩。深层原因，是不愿削减关门决策的权力。规划领域的腐败窝案，连连曝光。重庆、海南的规划部门、深圳的前任副市长等都倒在规划腐败问题上。规划部门稍微做一点手脚，容积率加上零点几，楼就长高一层，有多少利益？
南方周末：如果对政府部门或官员本身没有好处，开放决策过程怎么可能？
蔡定剑：权力总是不愿放手的，但迫于压力，也会让步，很多改革也是为了解决社会危机而产生。
比如，有时规划部门左右为难。领导说变就变，但责任是规划部门承担。有的地方积极地要改革公共预算，要主动削减权力——因为前面几任局长，都被判了重刑。受害者无法抵御不良领导的指示。主动开放参与式改革可以转移风险。
领导也可以借此防止下面腐败。权力太大了，一个规划员都可腐败，怎么管？要是公众参与，就好解决。
南方周末：现在，在规划审批中，公众实际上还不能参与，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蔡定剑：一是必经程序，一是实质参与。现在，各个地方都在制定城乡规划实施条例，应规定，规划审批的过程中，没有利害相关人意见，只请专家，规划部门就不能发许可证。
参与的方式不仅是听证，还有社区会议、公民评审团、公共调查、公众辩论、焦点小组、乡镇电子会议等，国外公众参与的方式达数十种。而且有专门帮助弱势群体的参与制，如规划中的规划援助制度，让NGO参与。这些NGO有的还由政府补贴。
在土地开发时，开发商要拿方案出来，审批部门得把方案告诉受影响的民众，否则就违法。
南方周末：具体如何推动公众参与的立法？
蔡定剑：我国在不同的法律里面有些参与规定，比如立法法，环境评估、行政法中的听证制度，城乡规划法也有新规定，在地方的城乡规划条例里应规定得具体些。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没有这个理念，政府树立公众参与的理念就可以在很多地方进行公众参与。由于权力和利益上的考虑，政府一般不愿意放权让公众参与。这样政府在公众走向权利的时代就成了被动的角色，很多社会矛盾由此产生，等公民用激烈的方式表达意见时，政府就受到很大的损害。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高危期，公众参与正是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最好的制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