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于道德需要“打”的方面，法律必须慎重。第一、道德未必真要“打”，因为道德本身就不应该是“打”的社会规范。我们可以谴责，在社会的谴责下，谁也不能忽视这种社会谴责背后所存在的压力。或许某些人，比如说贪官，你骂就骂憋，反正公开场合我自己都骂自己，对于这些已经不受谴责的人，也正告诉我们，道德已经远离他们，那么我们再用道德规范他们的行为也已经无济于事，那么等待他们的应该是其他如法律规范。去“打”，也就是法律的事情了，“我们”（指道德）在舆论等其他非暴力方面予以配合行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就是各种社会规范的密切配合以及有序分工。当然，在配合的过程中，更不可忽视“我们”的教育力量，或许“我们”需要教育的不是已经违反道德的人，而是那些还没有违反的人。第二、我以为法律最好的方式就是对“打”的反面，道德鼓励的行为进行法律嘉奖。如我们或许不需要惩罚见死不救，但我们绝对可以奖励见义勇为。这点，我以为法律的作为空间比较大，而且不可否认其意义深远。

　　正如前段时间，我们对见义勇为的大学生进行嘉奖。我深深地为他们的英勇行为而感动，并为离开的大学生而悲痛。我觉得我们不但应该在精神上给予鼓励，而且在物质上也必须给予适当的嘉奖。我以为这都是必须的，法律也应该给予必要的考虑。

　　但同时，我们是否应该惩罚见死不救，“打”呢？法律自有考虑，或许现有制度尽管不完善；而道德，正如前面所说，应该只说不打。在大学生救人这件事上，我看了南方周末（首先我比较信任其报道），其中讲到了见死不救的一些情况。一段关于讲述在“见死不救”的两位渔民时，引起了我的注意。两位渔民其中一位年近七旬，而且有伤在身；另外一位也已超过五十，而且是村里有名的旱鸭子。除了没下水，也有一定的救人行为，如扔下救生圈。就是这样的两位渔民，被冠以“见死不救”名号，而且在后来的卖鱼行为中，被人（所谓的道德卫士）“打耳光”、烧渔网，因害怕而躲在家中。

　　且不说，没有能力施救，就算有能力而没有施救，只要法律上我没有这样的义务，那么我也没有必要承担这样的风险。要知道一点，人都是自私的。而且，还是处在危险的环境中，换了我们，我们是否又能做到呢？所以对于那些“打”渔民，影响其正常生活实施行为的人，我深不以为然。又是谁给予行为其实施伤害他人的行为？或许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骂某些人、甚至鄙视等等行为，但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我们都停留在话语以及思想上，而非“打”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