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可以得出煽动型犯罪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煽动型犯罪的法定性，即煽动型犯罪必须由刑法分则加以特别规定的种犯罪类型。煽动行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唆行为，而是特定的实行行为；煽动型犯罪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上的教唆犯罪，而独立的特定的犯罪。二是被煽动行为罪名的独立性，即被煽动者实施的被煽动的行为也是一种独立的犯罪，而且一般法定刑是比煽动型犯罪更重的罪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煽动型犯罪而言，共有5个罪名，它们分别是:国家罪（第103条第2款）；覆国家政权罪（第105条第2款）；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第249条）；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第278条）；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第373条）。笔者认为在这5个罪名中，有3个罪是典型的煽动型犯罪，那就是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有2个罪是非典型煽动型犯罪，那就是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这3个典型的煽动型犯罪中，其结构是“煽动＋某某罪＝煽动某某罪”。如，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军人逃离部队罪均是一个特定的犯罪，煽动行为与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军人逃离部队罪各自相结合，分别构成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而且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军人逃离部队罪这三个罪的法定刑都分别比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这三个罪重。说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不是典型的煽动型犯罪，是因为就其构成而言，不是“煽动＋某某罪＝煽动某某罪”，而是“煽动＋某某行为＝煽动某某罪”，因为暴力抗拒法律实施行为不是一个单独的、特定的犯罪，而是一个行为。虽然我们可以认为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的行为可以归于妨害公务罪。但是，妨害公务罪的法定刑比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的法定刑要低，不太符合煽动型犯罪的基本特征。说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不是典型的煽动型犯罪，是因为就其构成而言，不是“煽动＋某某罪＝煽动某某罪”，而是“煽动＋某某结果＝煽动某某罪”，因为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是一种心理情绪，是一种结果。因此，有学者说，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是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第1款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这一宪法原则而制订，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罪状过于笼统，无法具体掌握。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设立很可能是政治谕告意义大于实际意义。[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