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风暴频频成为媒体和大众视野下的时髦话题，2008年甚至被称为中国的问责年，官员问责反映了行政法治的发展和进步，然而也带来了很多的副产品，“复出门”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复出门”事件不断发生，信息网络的发达使得隐藏在问责风暴背后的“带病复出”现象曝露在公众的视野中，官场里的“躲猫猫” 、行走在法治舞台上的一种“政治时装秀”一时成为“带病复出”的代名词，网络民意如波涛汹涌，愤慨、批评和迷茫等各种各样的反应表达着对“复出门”的种种不满。公众情感表达之后往往需要理性的思考，“带病复出”亟需行政法治的完善。何谓“带病复出”？其消极意义有哪些？中国的行政法治有何缺失？如何通过行政法治来防止和应对“带病复出”，本文欲对此作一个初步的思考。

　　一 “带病复出”的生态：五花八门

　　“带病复出”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其背后反映了我国行政法治的缺失，称其“带病”乃是基于法治原则、正义观念以及公民的一种认识情感，其包括了不合法的官员复出和不正当的官员复出。因此，笔者认为，“带病复出”是指被问责官员主动或被动承担责任后，未具备法定理由或正当理由，未经法定程序或正当程序，重新复职、调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现象。“带病复出”近来尤为引起社会和学界关注，这是因为“带病复出”在中国频频发生，其面相如同万花筒般一样五花八门。

　　1， “复出门”事件频繁上演。“复出门”事件并非近年来成为一种常见现象，官员高调问责然后低调复出得以浮出水面，实乃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公众参与的推进使然。自2003年因SARS事件官员问责逐渐成为制度和惯例以来，问责官员主演的“复出门”事件不断发生，孟学农复出、邱晓华调任中石油高级研究员、因三鹿奶粉事件问责的鲍俊凯异地升迁后回调进京，因瓮安事件问责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复出等现象不一而足。

　　2，复出形式多种多样。在受到问责的官员复出上，有的表现为平级调动但担任更重要的职务[1]，有的表现为复出升迁[2]，有的表现为只是“协助”相关工作[3]，待遇和身份都没有变，有的表现为“官复原职”，有的表现为降级，有的表现为复出后又因舆论压力被迫取消任命[4]，也有一部分在沉寂一段时间以后“曲线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