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见或是多见，一些法律学人对领导人的期望——期望国家领导人关注某个冤案、错案从而推进法治进程，期望国家领导人以学者呐喊和呼声为重改革司法，期望国家领导人以开明昌达之心推进法治发展。从温家宝总理帮助农民工讨薪，我们从中就可预断出，或是可以设想出——要是温总理关注“聂树斌案”，那该多好，要是温家宝总理关注近期的“钓鱼执法案”并批复依法办理，那又该如何庆幸？不知我们的行政人员到那时会如何作为？不知我们的司法人员到那时还会器宇轩昂地向当事人嚣张吗？为何官员怕的是上级的指示执行不力，为何官员怕的是得罪了上级。虽然司法人员不能算是官员，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司法人员的管理模式又何尝不是依照行政官员的那一套？若是司法人员办错了案，只要未被媒体曝光，那就有伸缩的余地，不管这种伸缩是以法律层面的何种规则，反正在我们未予知晓时，这个所谓的错案、冤案总是以合法的面目出现，而且，我们若是不予调查，肯定看不出其中的猫腻。例如“钓鱼执法案”，政府组织调查了一次还会犯错，这就说明，我们的政府习惯于愚弄人民，总想着，自己犯错了，要是能掩人耳目那就算了事，要不是孙中界断指明志，我想，这个所谓的“钓鱼执法”依然会深藏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规章中，外露于民众似是而非的怀疑中。因为我们有时也习惯了被行政机关“暗算”，哪怕这种暗算我们明知其中暗藏玄机，依然可能忍气吞声地接受。因为“民斗不过官”，这已经是我们的思维定势。

　　在何种情况下，民可以斗过官，并且不怕官呢？我想答案是有，并且，我们的行政官员也深知——以法律约束官员行为、限制官员的权力，但是又能怎样，国家的法律在制定时就是让这些人掺和的，那又有谁会制定个法律限制自己的自由呢？就如——黄松有——让检察机关监督法院执行案件，这有违检察院依法监督法院审判活动的规定，因为检察院监督审判活动，而执行不属于审判活动，所以检察院没有监督权，这也就为黄松有在执行程序中玩猫腻创造了条件，作为最高院副院长，自己为自己制定个“法律”，能给自己创造自由这才是工作需要，要不你看，能反对某一法律条文通过的，都是在为自己争利益。我们的行政官员违法了，我们难见真正的司法人员秉公执法，一次最有利和最普遍的普法教育在应该宣扬的案件中缺失，这是对以往普法教育的最大玷辱。任你普法教育做得再好，一个公开的违法案件得不到应有的处理，那民众先前的司法威信定会因一案件轰然倒塌。特别是明显的违法案件，我们更应该宣扬的法治却严重缺失，你难得期望民众从“钓鱼执法”中获得遵纪守法的理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