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钓鱼执法”应区分“机会提供型”（指车主本身有非法营运的意图，执法部门为获取证据而假扮乘客或指使“钩子”使其上钩）和“犯意引诱型”（指车主之前没有非法营运的意图，因执法部门设置陷阱而临时上钩），对待前者，因车主本身有非法营运的意图，为获取证据可以“钓鱼执法”，对待后者，因车主本身就是受害人，不应采取“钓鱼执法”方式。笔者认为，“钓鱼执法”应该统一认定为违法取证方式，不应区分类型对待。虽然在刑事侦查中有上述两种类型划分，但那也仅限定于毒品、反恐、伪钞等个别犯罪领域，行政执法的性质与刑事侦查存在很大的差别，非法营运只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采取“钓鱼执法”的不正当手段违反了行政手段应与行政目的相适应的比例原则。虽然目前法律中没有明确禁止此种取证方式，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以利诱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该规定对利诱取证并没有区分类型，地方法院应该强行贯彻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不应与当地政府形成什么内部文件规避上述规定。

　　第三个问题在于被钓鱼的黑车司机能否领回被扣车辆或者行政罚款。对于那些只是一次性、临时性拉客就被引诱上钩的车主，执法部门须返还车辆或退回罚款，人们应该没有争议，执法部门也正是这样操作的；对于那些被引诱上钩的长期无证拉客的黑车车主，执法部门是否须要返还车辆或退回罚款，这个却是棘手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10月28日在接受《检察日报》的采访时认为，“钓鱼执法”“只是具体行政执法中的一项程序不合法，因此不能全部否定罚款的合法性”。从相关的媒体报道来看，执法部门也未就此问题明确表态。

　　笔者认为，既然“钓鱼执法”被认定为违法取证，通过此种方式获得的证据就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因此，仅凭对“钩子”的调查笔录还不能证明黑车车主非法营运。实务中，执法部门除了对“钩子”作调查笔录外，还会对黑车司机本人作调查笔录，一般黑车司机也会在笔录中承认自己长期无证拉客的事实，因该部分证据的取得未使用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是可以作为证明黑车司机非法营运的证据的。因此，如果存有黑车司机自认非法营运的调查笔录，黑车司机当然就不能从执法部门领回被扣车辆或者行政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