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预防和制止项腐败就应该成为反项腐败的当务之急。我不是当权者，说了不算；我也不是资深专家，没什么好点子。作为一介草民，我痛恨项腐败，更不愿看到项腐败污染、腐化了中国的科学与教育。因此，也时常利用已有的幼稚水平，对项资源的配置方法提出了极其稚嫩且不断变动的设想。过去，我曾认为，对于一些影响力较大、配置结果可能会刺痛某些学者心脏的项，可采取异地评审制，甲地奖项评选由乙地审查定夺。

　　后来，发现异地评审不可能当然地阻止项腐败，因为学界圈圈很小，除了你我他，再也没有别人，即便异地评审，公关照旧进行，甚至会因异地监督难度加大而使寻租和交易更加猖獗。于是，我又操心冥想，可否采取异国评审制，甲国或甲国某地的项由乙国或乙国某地审查定夺。可是，在全球化的今日，大家同住一个地球村，即便异国评审，那些善于七搞八搞的主儿，仍会有办法做到涉外公关或国际交易的，因为确实有不少茬儿，张口就说他认识某国著名大师汤姆什么斯、约翰什么逊的，说不定关键时刻就会拨通国际长途，甚至去乘坐国际航班了。再说，即便关系圈里没有国际友人，只要使上不择手段的能量，估计搞定几个老外评审专家，也不是没有可能。

　　鉴于此，再到后来，我干脆放弃了异国评审的构思，突发奇想，如果能够发现外星人，可在外星人中寻求一些颇有成就的且具有宇宙影响力的专家，替代地球上的中国人完成一些项资源配置。这就是所谓的“异球评审制”。可惜，以太空为目标的科学探索周期很长，而这项那项的资源配置周期又太短，有的是每年一届，有的是几年就要产出“十大杰出法学家”或者一大批“法学名家”或者什么名家。指望外星人代办，会降低中国杰出学家或名家产量。“名家”的数量一旦出现负增长，或许就意味着中国科学与教育的倒退，意味着有关部门的工作不到位，甚至被批评为背离了“科学发展观”，有关方面绝对不愿意看到。

　　胡思乱想了几种避免项腐败的招，又突然发现它要多蹩脚有多蹩脚，要多可怜有多可怜，对项腐败的抑制，可能非但不顶屁用，甚至会让人更加对项腐败的溃烂程度充满无限的想象。如今，我再也不愿去为这项那项的配置公正瞎操闲心了，但心里还是横竖不宁静：万一将来我的固执观念发生变异，也搀和到这项那项，一旦自己遭遇了项腐败，受伤的心究竟去哪儿寻求抚慰？或者还可以想象：一旦自己制造了项腐败，丢尽的颜面又往哪儿搁呢？浮想至此，我简直惆怅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