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亚东教授认为，我们对证明责任理解上的差异，或许在于实体法犯罪构成体系对诉讼法证明责任产生的影响。在实体法上，我们承受的是前苏联法学界的四要件体系，要求控方对四个要件进行举证和说明，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而德日体系、英美体系不是这种四要件体系，因此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对被告人也分配了证明责任。但也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的分配是一个法系的问题，在大陆法系被告人是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的，而英美法系主要是依靠证明责任的分配来解决问题。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邓修明法官认为，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建立证明责任制度的条件，但可以适当地加大被告人的某些刑事证明责任。我国侦查人员的素质、技术水平等与西方国家的差别还很大。被告人能够证明的某些事项是有规律的，而且被告人有证明的积极性，因此，在特殊领域要求被告人对待证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能够提高诉讼效率。无罪推定是基本原则，诉讼合理原则是补充原则，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把一些证明责任分给被告人。他建议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对我国被告人承担刑事证明责任的规定予以一定程度的细化。我国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范围要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国情，对被告人证明责任设置比较低的证明标准，即被告人提出的证据和主张，只要能够让法院产生合理怀疑就可以，消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控方只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不承担说服责任。
参与讨论的很多学者赞成，被告人在一定条件下应当承担证明责任，只是对承担何种证明责任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指出，理论上可以将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分为提出证据的责任（Burden ofproducing evidence）和说服责任（Burden of persuasion）。前者是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在诉讼的进程中，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推动辩论的进行；后者是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说服事实审理者确信提供的证据所支持的主张，否则承担败诉的风险。被告人在某些情况下承担提出证据责任，但不承担说服责任。法律应当对以下积极抗辩规定为被告人的证明责任：一是被告人提出的精神病辩护；二是阻却违法性的正当理由；三是援用实体法中某些但书、例外或豁免的规定；四是陷阱抗辩（Entrapment）和被人挑衅（Provocation）抗辩；五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持有型犯罪。但也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应当由控方承担，如果被告方提出一些辩护主张，当然会提出一些支持其主张的事实作为证据，但这是一种“提供证据说明的义务”，也是“提供证据说明的权利”，而不是证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