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该文作者：沈　岿

　　载于：《行政法论丛》第五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铺垫、过渡、衔接等并无实质内容的文字被不厌其详的精细雕饰、尽情挥洒，是某些学人（学术而非文学之人）的追求。对此，我十分费解。

　　凡事皆需从头说起——“痛说革命家史”，更是学界（学术而非文学之界）不成文的规矩。对此，我想当困惑。

　　没有法律（特指白纸黑字的成文法）的秩序，可能是秩序的至高境界。有太多的人认为：秩序与成文法的多寡呈正相关关系。与其说：那实在是对法律的误解；倒不如说：拥有话语权的人对法律的误导教化——大获成功。法律是被制定法律的人所人为神圣的！

　　秩序与和谐也并非共生关系，并非秩序越多和谐也就越多。秩序是事实，而和谐是价值。也许，在社群中秩序比和谐更优先，但仅有秩序也是远远不够的。

　　该文曰：“程肯（未成年之自然人——笔者注）委托其法定代表人”，触目惊心的低级错误：1、“委托”一词显属不当，明显应为法定代理关系；2、“法定代表人”显然应替换为 “法定代理人”（即其父母）。是何原因？不得而知。

　　“受教育选择权”，不知所云。选择什么？除了学校以外，至少还可以是：受教育的时间、地点等等。要不要使用：吃饭权、穿衣权、如厕权等等如此细化的权利称谓？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在“程肯诉武大附中案”中，该校《学籍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学生（在此特指借读生——笔者注。而程肯恰恰就是借读生）毕业时只能报考本校高中。”假如这一规定程肯及其法定代理人在其报考该校之前是明知的，且在报考之时并未提出异议，那么在本案中程肯就应该受到该项规定的约束。除非，程肯质疑该项规定的合法性（在此，我绝无苛求、责难甚至追究善良、淳朴的国人理应就如此专业的问题提出诉求之意）。但遗憾的是，审理法院对如此重要的内容（武大附中已就此提出抗辩）并未作出任何回应。令人大惑不解。

　　“母校情结”，恐怕也只有到了撕破脸皮（也就是你死我活）的程度，才会被学生无奈的压抑搁置。更多的情况下，学生即使受到了学校的不公正对待，也会忍气吞声的。“母校情结与恩惠意识”其实是微不足道的，真正制约学生抗争学校的因素是：实力、制度和环境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