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伟铭、黎景全两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终审判决无期徒刑的当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该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黄尔梅高调登场，“盖棺定论”。其中的内容到处皆可找，不必再翻。

　　作为法律人，我们始终认为，应该心存良知，并保持独立的、理性的思考：

　　法治国家，相对于社会各机构或个人，包括上一级法院，法院是独立的，即使是上一级法院也只能通过诉讼程序纠正下一级法院“不公”判决；相较于法官所属法院，法官也是独立的，不受法院其他人员，包括领导的干预。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内部批示或事后“发言”的形式对具体非自身审理案件“指导”，是一种“上下一心谁能敌”式的缺乏制约的做法，损害司法公正，也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申诉权，为法治社会所不容。

　　法官在判决书中应通过详尽说理彰显公正，弘扬法治，而对外发言当慎言。

　　大家可以对比下陈水扁案的审理以及法官表现，就会很清楚人治和法治的差别。

　　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包括有罪无罪存疑时从无、罪重罪轻存疑时从轻、有证无证存疑时从无等）是现代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基石。这在我国也是肯定的。

　　现代法治理念认为，被刑事追诉人面对国家权力支持下的“公诉”，必须有明细的法律规定，并在证明责任等方面倾斜保护相对的弱者—“被刑事追诉人”一方，才能避免司法权的滥用，保证司法公正。通俗言之，在强者追诉弱者的程序中，如果要求控辩双方向控方倾斜或平等，极有可能出入人罪，向强者方倾斜而不公正；只有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平衡，以达公正。

　　回到孙伟铭、黎景全两案，在具体法律适用上，我想有几点还需明确：

　　一是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区别：

　　交通肇事罪（见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主观上要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