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片观

　　为了进一步增强征信管理条例立法工作的透明度，提高立法质量，国务院法制办公室10月12日全文公布《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对征信管理原则、征信机构设立、征信业务的一般规则、信用评级、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中国征信中心、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等内容向社会征求意见。征信管理立法的目的，《条例》开宗明义：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征信活动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征信机构的行为，促进征信业发展。

　　具体说来，可从四个方面加以认识。第一，对于信息主体来说，征信制度的设立使每个信息主体拥有了一个“经济身份证”，便于通过查询信用记录了解自己的信用状况、信用等级等基本信用信息，以便于交易决策制定与调整，同时利于培养信用意识与水平。第二，对于作为信息使用者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可以防范信贷风险，针对企业或个人的信用状况来作出相应的决策。可以根据信贷条件的优劣来确定相应的贷款类别，如确定信用贷款或者担保贷款等。第三，对于征信机构来说，可以使征信活动或征信行为依照法律规范运作。既使征信机构的征信行为依法进行，又使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第四，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用立法的方式使征信活动法律化、制度化，可以改善社会整个信用环境，提高国民的信用意识，培育社会信用文化，从而使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既在法治保驾护航下进行，也使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始终沿着法治轨道发展和完善。

　　可以说，经历“七年之痒”之后，[1]《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征信管理立法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征信管理立法在性质上属于行政立法，但因其涉及对“人”的信用之征集，故《条例》在洋溢着诸多具有管理规范目的公法属性的同时，又蕴含着不少私法理念、私权保护等私法问题。通览《条例》即可发现，征信管理涉及的私法问题，有些体现了立法对私权的关注与张扬，有些却又暴露了立法对私权、私理与私秩序的淡漠或疏漏。

　　信息主体私权问题：关于个人信息保护

　　我国征信业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以来，从事信用报告、信用评分、信用评级等征信业务的机构越来越多，目前业务较活跃的征信机构已达300多家，征信业务的需求与供给不断扩大，征信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征信业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现。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央行征信中心收录企业及其他组织1447万户，收录自然人6.4亿人，其中有信贷记录的1.4亿人。[2]因此，在这样的征信业发展背景下，信息主体的私权保护更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作为自然人的信息主体，个人信息保护应当为立法所重视。

　　对此，《条例》从“总则”中的基本原则到“分则”中的具体规则，无不体现出对信息主体私权尤其是个人信息的保护立场。在总则中，对信用信息作出了明文界定，即能够反映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信用状况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身份识别、职业和居住地址等信息）、信用交易信息（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贷款、使用贷记卡或准贷记卡、赊销、担保、合同履行等社会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与信用有关的交易记录）以及其他信息（与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信用状况密切相关的行政处罚信息、法院强制执行信息、企业环境保护信息等社会公共信息）。同时规定，征信机构应当依法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应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这都从基本原则或一般规定的高度确立了私权的保护立法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