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文化病恰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31]现代法治时代的我们对于古代社会的批判也多从儒家的“人治”和情理出发。但本文无意纠缠于儒家文化和情理的是非评断，我想说的只是，包公能够做得很好。
【作者简介】
李相森，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现就读于南京大学法学院。
【注释】宋元话本、戏文、杂剧，明清词话、传奇、小说等文学艺术形式均有关于包公的作品。具体可以参考孔繁敏：《包拯研究》，第199—206页的总结。
徐忠明：《解读历史叙事的包公断狱故事》，《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8月第4期。
更多文学作品中关于包公的评论，参见孔繁敏：《包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其实这种类型化的概括并不是绝对的，而且这三方面也有重合的地方，但是为了本文讨论的方便作此归结。这些都是对包公性格的描述，从包公身上至少能体现这些个性。
由于墓碑碑文残缺，括号内内容为杨国宜先生订补，后同。
中官，即宦官、太监。徐忠明在《解读历史叙事的包公断狱故事》一文中提到《墓志铭》和《宋史·包拯传》对本案的记载不同，一曰“中官”，一曰“中官势族”，认为应取“中官”。本文认为在古代宦官倚仗皇帝为非作歹，是社会上的一股特权势力，称中官势族亦无不可。
忠，谓尽心为人；恕，谓推己及人。《论语》中有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有关忠恕之道的论述参见李湘、李军、李方泽编著：《儒教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南宋郑克《折狱龟鉴》卷七记载此案，并评论道：“此乃勾慝之术者。盖以揣知非仇不尔，故用此谲，使复出告也。”
前引，《解读历史叙事的包公断狱故事》。
吴奎《墓志铭》记载如下：“（拯）权知开封府 ，府有（旧制 ，凡诉讼 ，诉牒令知牌司收之于门外） ，却不得迳至廷下 ，因缘为奸 ，公才视事 ，即命罢之。民得自趋至尹前 ，无复隔阂。”
《包拯集》卷十《求外任三》，转引自孔繁敏：《包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包公可以说是传统儒家道德的实践者，关于包公的儒家人格和风范的探讨，可以参见朱万曙：《论包拯的儒家人格》，《学术界》1999年第2期；陈永芹：《略论包拯的儒家风范》，《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25卷第4期。
全诗见于孔繁敏：《包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21。
参见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导言部分；以及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页。
用“情理”一词描述古代社会的恰当性是毋庸置疑的。天理虽是宋理学家提出的概念，但天的观念早在三代时已出现，其内涵——三纲五常在汉代时已经确立，天理的观念影响国人可谓久矣；对人情的注重更无须说明，儒家传统经典中早已有论述，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汉的“原情”定罪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而在宋代更是注重情理，宋理学的出现，使情理断案更具理论优势和说服力。在反映宋代司法活动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中以情理断案体现得尤为明显，也说明宋代司法全面转向情理的趋势。
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命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
转引自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主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徐忠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这种称颂和认同，从经久不衰的包公戏（剧）中可见一斑。而且这种认同也体现了自古至今，中国人民的价值判断的一致性。
此处的“法”与现代“法”的概念不同，法的内容在古代多为刑罚，这里的“法”与“刑”相通。因此，儒家反对的是严刑峻法，反对的是“刑治”。
王杰：《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183页。
以宋代为例，《宋刑统》规定了多方面的法官责任制度，涉及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如违法受诉、违法检验、违法刑讯、出入人罪等。详见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451页。
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梁治平主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前引，《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命运》。
具体案情为“皇佑二年，有狂人冷清言 ，母王氏本宫人 ，因禁中火 ，出外。已尝得幸有娠 ，嫁冷绪而后生青 ，为药铺役人。与高继安者谋之，诣府自陈 ，并妄以神宗与其母绣抱肚为验。知府钱明逸见其姿状魁杰 ，惊愕起立。后明逸以狂人置不问 ，止送汝州编管。推官韩绛上言：‘青留外非便 ，宜按正其罪 ，以绝群疑。’翰林学士赵概亦言‘青果然，岂宜出外 ？ 若其妄言 ，则匹夫而希天子之位 ，法所当诛。’遂命概并包拯按得奸状 ，与继安皆处死。钱明逸落翰林学士 ，以大龙图知蔡州；府推张式、李舜元皆补外。……诛冷清时，京师昏雾四塞。”【宋】王铚 ：《默记》，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第41 — 42页。
转引自徐忠明：《解读历史叙事的包公断狱故事》，《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8月第4期。
这种印象在我阅读徐忠明先生关于清官的系列文章时有强烈感受。比如他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提到：百姓大众盼望清官出世，这本身就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古代政治领域里，赃官墨吏充塞，吏治腐败，政治黑暗，贪赃枉法是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清”的对立面就是“贪”，而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实乃“一部贪污史”。徐忠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109页。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