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的无私在“杖责从舅”一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卷十记有：“包希仁知庐州，庐州即乡里也，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挝之，自是亲旧皆屏息。”包公不念个人之私，不徇私情，才有“从舅犯法，希仁挝之”的举动。这也证实了《宋史·包拯传》中“故人、亲党皆绝之”的说法。包公的无私和清正廉洁是他一以贯之的作风。这种作风对于案件的公正审理是至关重要的。包公权开封府时，改革案件受理程序，使民众直接向他告状，以免司吏从中作梗，收受贿赂。[11]包公的如此举动正是对在自己清廉和明察的自信。而包公确实做到了，当时人也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可见包公的无私和清正，直接关系到了他在案件受理和处理中的举动，并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案件的公正解决，维护了民众的利益。

　　通过以上所举几个例子，可以看到包公性格中的“峭直、忠恕、无私”，而包公的个性使他所断案件得到了恰当的处理。因此，包公的个性因素在司法活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种个性现实地影响着案件的处理结果。如若没有包公的个性因素，这些案件的审理结果将会截然不同。

　　三、包公的个性在断案中发挥良好作用的条件

　　综观包公所断案件，包公的个性在司法活动中确实起到了作用，而且是良好的作用。包公的个性在断案中发挥良好作用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此笔者首先探讨包公个性在断案中发挥良好作用的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包公良好个性的形成，二是允许个性作用发挥的社会环境。

　　（一） 包公的个人修养与良好个性的养成

　　包公所断案件大多体现了包公性格中的良好一面。而这种良好性格的养成与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密切相关。包公是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接受过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包公曾经对仁宗提起自己幼年时“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自守，期以勉循。”[12]“前书之载”、“古人之为”无非是儒家经典中关于圣人贤士行为的记载，而包公不仅“尽信之，窃慕之”，还“确然自守，期以勉循”。由此可以看出包公自幼便接触儒家传统文化，并以儒家道德要求为行为准则。[13]

　　包公的峭直、威严在他的幼年时便已体现出来了，吴奎所撰《墓志铭》中载：“公幼则挺然若成人，不为戏狎，长弥勖厉操守。”不能不说包公日后的峭直威严与这种少年老成没有关系。而这种老成也应得自于对儒学观念的认同和接受。儒家的君子是具备正直品质的人，所谓“君子坦荡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

　　至于包公的忠恕，更是得自于儒家文化的熏陶。《论语》中的“仁、义”、“恭、宽”是君子必有的品德，所谓“仁者爱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公的忠恕可以在此找到渊源。笔者从包公“为吏所卖”一案中解读出包公的忠恕，是基于他对民众的仁厚之心，可以说包公的忠恕也是对民众的忠恕。这源于他的民本思想，而民本思想本来就是儒家一以贯之的。

　　包公清廉自律、公正无私的品性与他的价值取向、文化修养有密切的关系。包公在出知天长县时曾写有“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诗句，[14]他的志于清正可见。包公知端州时，端州盛产名砚，而包公任满“不持一砚归”。由此可见包公以清廉自持。这种清廉作风在儒家文化里也能找到渊源。儒家提倡“重义轻利”和官者的廉洁之德，要求“临财勿苟得”（《礼记·曲礼上》）。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也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上》）。这些言论和主张是古代每个士人所熟悉的，更是他们做官为人的准则。包公的清正廉洁与儒家文化的联系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