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包公个性因素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

　　在司法活动中，司法者个人的性格会对案件的审理形成一定的影响，包公也不例外。在下面所举包公所断的两桩案件中，包公性格中的峭直会有所体现。

　　吴奎《墓志铭》中记载：“有讼贵臣物货久不偿者，公批状，俾亟还。贵臣负势，拒不偿，公当即传贵臣至庭，与讼者置对，贵臣窘甚，立偿之。”在本案中，包公不畏贵臣，为民伸直，这是包公性格中“直”的一面的体现。《墓志铭》中还记载有包公知开封府尹时审理的一桩案件：“中人有构亭榭盗跨惠民河壖表识者 ，会（有）[5]诏书废墀便河壖庐舍 ，完复旧坊 ，中人自言地契如此。公命（出地契一一审验 ，有伪增步数者 ，掘土）丈余 ，得河壖表识 ，即毁撤 ，中人皆服 ，遂坐夺官。”其他有关包公的传记资料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宋史·包拯传》载“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 ，以故河塞不通 ，适京师大水 ，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伪增步数者 ，皆审验劾奏之。”在本案中，包公面对的是一股特殊的势力——中官势族，[6]如同上例中的贵臣一样是处于权力的优势地位。包公审验地契，有理有据，使“中官皆服”。包公峭直、不畏权势的品性在此使得案件得到了良好的解决。

　　沈括《梦溪笔谈》卷 22 记载“包孝肃尹京 ，号为明察。有编民犯法 ，当杖者 ，吏受赇 ，与之约曰‘今见尹 ，必付我责状 ，汝第呼自辨 ，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 ，我亦决杖。’既而包引囚问毕 ，果付吏责状 ，囚如吏言 ，分辨不已。吏大声诃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 ！’包谓其市权 ，捽吏于庭 ，杖之十七 。特宽囚罪 ，止从杖坐 ，以抑吏势 ，不知乃为所卖 ，卒如素约。小人为奸 ，固难防也。”这个故事中，包公没有像以往那样“明察”。在此案中，包公的“清正”被吏与囚勾结利用了。包公见小吏如此嚣张，“特宽囚罪，止从杖坐 ，以抑吏势 ”，结果“不知乃为所卖”。该例中，包公的清正被利用，结果为吏所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包公的忠恕之心。[7]忠恕是儒家的一种道德规范。忠恕之道在儒家那里强调推己及人，特别是有家有国者要以恕道待民，要“泛爱众 ”、“安百姓”。[8]包公爱民，恐吏欺民，而特抑吏宽囚。包公的仁厚之心在此应该能够为我们读出。而在断牛舌案中，包公的爱民之心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直接决定了案件的受理和处理。

　　《仁宗实录·包拯附传》记载包拯知天长县时“有诉盗割牛舌者，拯使归屠其牛鬻之，继而有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伏。”曾巩的《隆平集·孝肃包公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拯）知扬州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 ，拯曰‘第杀而鬻之。’俄有告私屠牛者 ，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杀也。’盗色变 ，遂引伏。”这就是有名的巧断牛舌案。本案中，只有告状人的损害事实，没有指控对象和任何证据，可以说是无头案。而包拯运用“勾慝”之术，引蛇出洞，成功破案。[9]在这里包公的断案智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按照徐忠明先生的说法，按理包公是不能受理此案的。[10]但在笔者看来这正是包拯个性的体现，他以民之利益为重，尽自己的最大所能实现案件的解决。包公个性因素对司法活动的影响也在此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