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非人格化
行政程序的非人格化与其普遍性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两者并非同一含义。普遍性是指行政程序对特殊人格关系的克服，而非人格化则是指行政程序倾向于对人格的克服。换句话说，在行政程序的运作过程中，不论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还是行政相对人，他们作为“人”的特性被排除，他们仅仅是行政程序运作中的两个必需的角色——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行政相对人。当某些人进入行政程序这种抽象机制中，能够代表他们自身形象的穿着、发型、气质、思想等等个性化的东西统统被抹掉，他们就被改造成行政程序的两个适格的角色。人成为角色，这是行政程序得以进行的条件。在行政国家或行政法治系统中，行政程序的这种抽象机制无处不在，人有两种角色扮演的选择：要么成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要么成为行政相对人。在程序意识淡漠的时候，人们不知不觉地就被“抽象”成为了“行政相对人”;当人们被动扮演角色的次数多了，便会逐渐认同这种角色，并将这种角色内化，最终人们会熟悉并主动去扮演这些程序法治所需要的角色，而此时程序法治也就行将不远了。
3.技术性
行政程序的技术性，一方面表现在行政程序具有很强的法律技术性，而且其本身就是由许多精巧繁复的程序制度所组成的;另一方面表现在行政程序的这种技术性十分纯粹，它形成了指向自身的技术伦理。行政程序由一系列程序制度构成，包括行政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行政公开制度、案卷制度、审裁分离制度、证据制度等等。
这些具体制度可视为行政程序制度不断地进行功能分化而来，而这种功能分化不断向普遍化和非人格化演化。随着这些制度装置的发达，便形成了行政程序的完备的技术链条，一环扣一环的技术链条保证了行政程序运作协调、精确和高效。从法律教义学上来说，这种逻辑化、系统化的程序技术是人类理性的完美体现，也是法律学家所孜孜追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程序的技术性，可以视为其本质属性。
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看，行政程序在形成和功能分化的过程中力图使自身净化，摆脱道德和政治的影响，成为纯粹的法律技术。作为一种日益脱去政治和道德色彩的法律技术，其首要的价值指向逐渐由外而内，日益指向自身，形成了所谓的技术伦理。也就是说，在行政过程中，是程序技术，而不是程序为之服务的实体，首先受到好与坏、恰当与不恰当的评价。举例来说，当我们认识到《行政处罚法》中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因为没有确定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而认为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不完备，而《行政许可法》中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因为确定了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而认为行政许可听证程序完备时，专业人士首先关注的是听证程序本身的完备与否，并以此技术标准来进行评价，而并不是以是否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为标准来进行评价——尽管大多数学者经常声称是以是否有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为标准的。因为能够对法定的听证程序进行评价的人大多都具备了足够的专门法律知识，这种评价必然是一种所谓的专业分析，从理论上来说应该限制在专业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能进行技术层次的评价，这是现代专业知识的“价值中立”所要求的。而从“保护行政相对人权利”这种被民主政治赋予给行政程序的价值的角度来评价行政程序，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是不够科学的，因为专业人士应该尽量排除道德和政治的影响，在价值面前应保持缄默;即便不能完全排除这些影响，那么我们也应该将这些影响转化为所谓的“法言法语”，将其法律上的技术伦理凸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