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 “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证人证言必须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

　　即便一审法院“录取”的证人证言经过法庭控辩双方质证，也因取证主体不合法以及有“以审代控，有罪推定”之嫌而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如此调查取证及采证，也违背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一宪法规定，混淆了法官和检察官、侦查人员的职能，损害司法公正。

　　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不仅自行录取证人证言，且未经庭审质证，就将自行调查核实的证人证言作为定案依据，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刑事诉讼程序及证据运用规则的有关规定，限制和剥夺了被告人、辩护人的权利。

　　因此，一审法院存在上述严重的程序违法情形，导致本案事实不清，影响了审判的公正与公平。

　　三、本案已经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由于本案案情和此前轰动一时的邓玉娇案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少媒体已高度关注此案，并称之为“深圳版邓玉娇案”。从本案与邓玉娇案的情节看，即便依照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两起案件被告人也同是基于暴力侵害下的正当防卫，邓玉娇基于仅仅是侮辱性行为而刺出四刀致人死亡，而本案中被害人实施了严重的暴力殴打行为，并致陈庆梅受伤，且根本无法印证陈庆梅用刀防卫致被害人死亡。

　　然而，案情如此相像，判决结果却相去两极。一审法院不仅无视本案证据不足，也无视案发当时的紧急情况及防卫行为，就认定陈庆梅构成故意伤害罪，对其重判无期徒刑，并承担70多万的民事赔偿。而邓玉娇最终免于刑事处罚，无民事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