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一桩离奇命案谈起

　　子夜时分，月黑风高，阴风怒号。一个神秘男子推着一辆老式的自行车，在这座中等城市路灯昏暗的街道上踽踽走过。车的后架上驮着一只很大的麻袋。在街道的另一头，两名执勤的巡警现身了。“停下”， 突然间一声厉喝，划破了暗夜的无边沉寂。这名男子的脸立时变了颜色。巡警面对着神情不定的男子，心中充满狐疑。他们当然没有料到，不经意间，他们发现了一桩离奇的命案……后来，在法庭上，公诉方指控，该男子的自行车后架上的麻袋里装着一具祼体女尸，有杀人之重大嫌疑。被告人却辩称，他是在一个垃圾堆里发现了那只麻袋，以为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才准备驮回家去看一看。如果你是法官（或陪审员，以下同），你当然听说过“孤证不能定案”的原则。那么，面对这样一桩只有一项证据的离奇案件，你将如何裁决？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而疑罪从无？或者，认为被告的解释不合常理，无法自圆其说，故意杀人罪成立而判处死刑？[1]

　　二、“孤证不能定案”一说的由来

　　“孤证不能定案”一说，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为我国诉讼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所共识。不唯见诸法制类的新闻报道，甚至也为外行人所津津乐道。仿佛它已身属法律常识的范围，而不再是一个值得去探讨的法律问题。然细细究来，此说虽屡见于法律方面的书籍、论文，或频出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些法律人之金口，但或宥于己见，各执一端；或视其琐碎，不屑一顾。原本应是一个明白浅显的道理，竟像是笼罩了一层迷雾，变得扑朔迷离，面目模糊。本文欲起拾遗补漏之用，试图对“孤证不能定案”一说进行一番简单的考察与解说，并探究其与国外证据补强规则之间的内在关系。

　　史学与诉讼，貌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都是发掘历史真相的一个过程。中国史学传统中有“孤证不引”的规范，这里的“引”是指引用史料典籍中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所谓“孤证不立，偏难概全”，孤证立论乃史家之大忌，此点尤为考据学派所强调。清代学者戴震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批评以前的治学方法是“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考据学派注重实证，坚持无证不立论，孤证不定论的治学原则。譬如乾嘉学派，其研究方法强调“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且“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梁启超曾总结乾嘉学风“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2]